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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號，即使拉得再長，拉到一百年也沒有意義。因為一切結果已經無法改變。

那一槍使得父女恩盡情絕。從那天起，父親至死沒有再見她一面。

G城是個小城市，雖然莫莉住城中，父親住城西，直線距離也不過一公里。三十年，父女居住在同一座城市，呼吸著同樣的空氣，飲用著同一條河裡的水，但真的很奇怪，兩人的生活軌跡沒有交匯，兩人竟然沒有相遇過。

莫莉甚至沒有想過，如果有一天父女不期而遇，會是怎樣的情形？

莫莉只是想找到槍，找到了，卻不知道該如何處置。

毀掉？

保留？

也許怎樣處置並不重要，手槍只是一個象徵，由它開始的夢魘，也應該由它來結束。當手槍真切地出現在眼前時，她長長舒了一口氣。省略號拖得太長，是該結束了。

她將手槍檢查一遍，確認轉輪裡沒有子彈。又檢視了盒子。

和手槍放在一起的還有一個沉甸甸的紅燈牌香菸盒，煙盒裡有九顆子彈。她記得父親喜歡紅燈牌香菸，那一習慣多年未改，小樓裡常充斥著那種劣質菸草的嗆味。

也許其他地方還藏有子彈，需要仔細再搜尋。不過即使有遺漏，估計後來的發現者也不會捅出去，而且子彈沒有編號，即便發現了也說明不了什麼。

莫莉將手槍和子彈小心收進手提包裡，又被木盒裡另外的東西提起興趣。

一封信。

她捏一捏信封，對著燈光照了照。信封很厚實，是那種淺褐色牛皮紙做的，看不清裡面的東西。但她只憑手指的感覺，就知道里面裝的是信紙，仔細摺疊好的信紙，而不是別的什麼。

莫莉在書桌後坐下，看著這封信，猶豫著是否要開啟。

信封樣式與現在的不一樣，顯然有些年頭了。信封是乾淨的，沒有寫字，沒有任何標識，沒有貼郵票，也沒有封口。

很久以前，六十年代末，面對這樣的信，莫莉會毫不猶豫地開啟，探究裡面的秘密。

有一段時間，莫莉經常做那樣的事，將別人的信件一封封開啟，從字裡行間尋找反革命分子的罪狀。抄家抄來的金銀首飾名人字畫古董傢俱等值錢的東西要上繳封存，說是作為反面教材，其實多數下落不明。而信件和書籍堆放在一起集中燒燬。

有人想起要先從信件中尋找罪狀，反正被抄家者已經是戴罪之身，那些信裡模稜兩可的隻言片語都能看成是反動言論，於是許多信件替主人招來殺身之禍。

莫莉沒有從那些信件裡找到什麼。經過幾次運動，人們都小心謹慎，連說話都要提防隔牆有耳，更別說留下白紙黑字的把柄。那個年代，通訊成了危險的舉動，收信人也是膽戰心驚，生怕裡面有什麼比定時炸彈還要命的東西。

後來許多人先行將所有往來書信都燒燬以防不測。不敢在夜裡燒，恐怕火光被人發現。在白天做飯的時候燒，一邊提防有人看見，一邊將信塞進灶膛。即便在家裡關窗反鎖著門，依然是心慌慌手腳忙亂的樣子，好像四處牆壁都有可疑的眼睛在窺覷。那個年代，靠出賣親人朋友來獲得革命資本的大有人在。莫莉有一箇中學同學，因為出身不好，被劃為“黑五類”，為了向組織靠攏，他揭發了父親的罪行——每天收聽敵臺。同學的父親在批鬥會上被活活打死，而同學在一旁帶頭高呼口號，為父親的死喝彩。

紙張燃燒發出特有的焦味，與木柴的煙氣有區別。有一段時間，細心的人在城裡每個地方、每個角落都能嗅到那種焦味。紙張的焦味瀰漫在城市上空，久久不散。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氣息。

再過一段時間，焦味被刺鼻的火藥味替代，標誌著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嶄新的階段。

父親沒有留信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