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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見的是自己的不安全，而不是他的。第二天一早，醫生給我打了一針讓我退燒。我應該丟下這件案子，打電報要求找人替換。到監獄去前我應該先等一下，但是我一心只想著傑斯曼，我必須聽他的決定。

八點鐘時，我已經在警衛的陪同下到達見客的牢房。他就象根火柴棒一樣僵硬地坐在一條長板凳上，我首次猜測到他曾是軍人，而且我也知道他和我一樣，徹夜未眠。他沒有刮臉，下巴上的銀色鬍髭使他看起來十分蒼老。其它幾張長板凳上躺著還在睡覺的印度人，他穿著紅色長袍，加上銀色的鬍髭，使他置身於那些人之中顯得格外蒼白。他雙手拿著安妮的打火機，那包香菸則放在他身旁的長凳上，根本不曾動過。我歸結到他必定利用了那個晚上，及能否抗拒眼前的煙，來決定他是否能面對監獄、審問，及死亡。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的決定是他能夠。我並沒有懇求他。”喬治說著，直接接了下去。“戲劇性的說辭絕無法使他動搖。他的飛機在上午起飛，我還有兩個小時。我是世上最糟糕的宣傳家，但是在那兩個鐘頭內。我試著把我所知阻止他飛回莫斯科的全部理由列舉出來。你知道，我相信在他臉上見到了一種超越教條的東西，卻不明白那只是我的反射作用。我讓自己相信傑斯曼終究會接受一個和他年紀、職業——呃，還有耐力都相若的人所說合乎一般人性的理論。我並未答應給他財富、女人、凱迪拉克和不值錢的花言巧語，我相信這些東西對他並無幫助。那時我至少有不再提及他妻子的智慧。我也未對他演講有關自由的話——無論那是什麼意思——或者是西方的善意，況且，那些日子並不適合說那些話題，而我自己的意識形態也並不清晰。我採取的是同病相憐的路徑。‘聽我說，我們都快要老了，我們一直過著一心找彼此制度的缺點的生活。我看得出東方的價值，如同你看得出我們西方的價值一樣。我確信我們兩個人都厭惡地嘗過這一次悲慘戰爭所帶給我們的技術上的滿足。但現在你自己的那方要殺你了，你不認為現在是認清你那一邊和我這邊的價值都一樣少的時候了嗎？看清楚點，’我說：‘幹我們這一行所看見的，永遠都是消極的一面。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兩人都終將無路可走。我們兩個人在年輕時都曾有極大的抱負……’我再度感覺到他內心的震顫——西伯利亞——我觸到了一根神經。‘但是現在再也沒有了。不是嗎？’我催促他回答我這個問題。他難道沒有想到，他和我在生命上可能是殊途同歸嗎？即使我的結論來自他所謂的‘不解放’吧，我們的工作卻確然是一樣的呀！舉例來說，他難道不相信所謂政治的平等是毫無意義的？那些政治家的偉大設計，除了把舊日的不幸換個包裝以外，並沒有任何真正的成就！因此他的生命——由另一個毫無意義的行刑槍手中拯救下來的生命——是更為重要的，就倫理和道德的觀點來說，比所謂責任感、義務、實踐，或任何使他處於目前這種自我毀滅的東西重要得多了？這樣過了一輩子的他難道就沒有想過，也不會懷疑一個以他根本不曾犯過的罪名便要冷血地將他槍殺掉的制度，它的完整性在哪裡？我請求他——是的，我想我的確懇求過他；在我們到機場去的途中，而他仍然沒有對我說過半句話——我請求他想想，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所服務的‘馬戲團’直到此刻仍真誠地對待他？”

好一陣子，喬治緘口不語。

“我把我所學過的心理學及取業技巧全都丟在一邊了。你可以想象到老總會怎麼說。我的故事仍然使他感到有趣，他喜歡傾聽人們的弱點。為了某種原因，特別是我的弱點。”他又回覆到剛才的話題：“然後我們到達機場。飛機抵達時，我和他一起登機，飛了一段路程（那個時候直達的噴射機並不普遍）。他正要由我身邊溜走，而我卻無法阻止他。我不再說話。但是他若想改變心意我就在他身旁。他沒有，他寧死也不願滿足我，寧死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