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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先編四五本。我已經把《學海泛槎》（學術回憶錄）交給了江西教育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吳明華先生。但此書只有十幾萬字，如編為一卷，顯得太單薄。我於是想到了清華求學的四年。我原來是想動手寫的，再寫上十幾萬字，二者湊齊了，可得三十餘萬字，成為一卷，像個樣子了。

我找出了“文革”抄家時抄走的後來又還回來的日記，把前四本拿了出來，仔細看了看，面生可疑，好像不是出於自己之手。大概七十多年前日記寫出來後從未再看過。我雖然攜它走遍了半個地球，卻是攜而不讀。今天讀起來，才知道，我記日記自1928年起，當時我十七歲，正值日寇佔領了濟南我失學家居。到了次年，我考上了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日記就中止了。1930年，我高中畢業，到北平來，考入清華大學。入學後前兩年，也沒有記日記。為什麼寫日記？我說不出。為什麼又停寫？我說不出。為什麼又提筆開始寫？我也說不出。好在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與國家大事無關的事情，就讓它成為一筆糊塗賬吧。

可是現在卻成了問題。我要寫回憶清華讀書四年的經歷，日記卻缺了前兩年的，成了一隻無頭的蜻蜓。雖然這兩年的事情我還能回憶起來，而且自信還能相當準確，我還沒有患上老年痴呆症；可是時間的細節卻無從回憶了。這是頗令人感到遺憾的事。

我仔細讀了讀這兩年的日記，覺得比我最近若干年寫的日記要好得多。後者彷彿記流水賬似的，刻板可厭，間有寫自己的感情和感覺的地方，但不是太多。前者卻寫得豐滿，比較生動，心中毫無顧忌，真正是暢所欲言。我有點喜歡上了這一些將近七十年前自己還是一個二十二三歲的毛頭小夥子時寫的東西。我當時已在全國第一流的文學雜誌和報紙上發表了一些散文和書評之類的文章，頗獲得幾個文壇上名人的青睞。但是，那些東西是寫給別人看的，難免在有意無意間有點忸怩作態，有點做作。日記卻是寫給自己看的，並沒有像李越縵寫日記時的那些想法。我寫日記，有感即發，文不加點，速度極快，從文字上來看，有時難免有披頭散髮之感，卻有一種真情流貫其中，與那種峨冠博帶式的文章迥異其趣。我愛上了這些粗糙但卻自然無雕飾的東西。

這一愛不打緊，它動搖了我原來的想法。我原來是想用現在的筆，把清華四年求學的經歷，連同感情和牢騷，有頭有尾地，前後一貫地，精雕細琢地，像《留德十年》和《牛棚雜憶》那樣，寫成一本十幾萬字的小冊子，算是我的《自傳》的又一段。現在我改變了主意，我不想再寫了。我想就把我的日記原文奉獻給讀者，讓讀者看一看我寫文章的另一面。這樣會更能加深讀者對我的瞭解，對讀者，甚至對我自己都是有好處的。我把我這個想法告訴了李玉潔和吳明華，他們也都表示同意。這更增強了我的信心。

但是，這裡又來了問題。在過去，奉獻日記有兩種做法，一種是把日記全文抄出，像別的書稿那樣，交出版社排印出版。把原文中的錯字、別字都加以改正，漏掉的則加以補充。換句話說，就是稍稍塗點脂抹點粉，穿著整齊，然後出臺亮相。另一種做法是把原文照相影印，錯別字無法改，漏掉的字無法填，這就等於赤條條地走上舞臺，對作者是有些不利的。我經過反覆考慮，決定採用後者，目的是向讀者獻上一份真誠。至於錯別字，我寫了一輩子文章，到了今天已經壽登耄耋，一不小心，還會出錯，七十年前，寫上幾個錯別字，有什麼可怪呢？古人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我想做一下“君子”。

可我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當年還沒有現在這樣的簡化字，寫的都是繁體，今天的青年讀起來恐怕有些困難。但是，我一向認為，今天的青年，如果想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特別是如果想做一點學問的話，則必須能認識繁體字。某人說的“識繁寫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