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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調，乃特下警告，否則為此則惟有解約。最後結果夥計當然屈伏於老闆，於是「老話」，「小旦收場」之類之文字，已不復見於近日矣。〔聞〕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後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5〕，大家多猜測為遭了暗算，而這猜測也日益證實了。謠言也因此非常多，傳說某某也將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嚇信的也有。我沒有接到什麼信，只有一連五六日，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6〕的支店去詢問我的住址。我以為這些信件和電話，都不是實行暗算者們所做的，只不過幾個所謂文人的鬼把戲，就是「文壇」上，自然也會有這樣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煩，這小玩意是也能發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談》上《蘧廬絮語》〔7〕之後有一條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戲的見效的證據了——編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來信，現以全力從事某項著作，無暇旁鶩，《蘧廬絮語》，就此完結。

終於，《大晚報》靜觀了月餘，在六月十一的傍晚，從它那文藝附刊的《火炬》上發出毫光來了，它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魯久不曾提起的「自由」這問題，近來又有人在那裡大論特談，因為國事總是熱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談，死心再來談「風月」，可是「風月」又談得不稱心，不免喉底裡喃喃地漏出幾聲要「自由」，又覺得問題嚴重，喃喃幾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語似有不便，於是正面問題不敢直接提起來論，大刀闊斧不好當面幌起來，卻彎彎曲曲，兜著圈子，叫人摸不著稜角，摸著正面，卻要把它當做反面看，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見這隻口本身已經是不自由的了。因為不自由，所以才諷諷刺刺，一回兒「要自由」，一回兒又「不要自由」，過一回兒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來復去，總叫頭腦簡單的人弄得「神經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說清了，大家也好順風轉舵，免得悶在葫蘆裡，失掉聽懂的自由。照我這個不是「雅人」的意思，還是粗粗直直地說：「咱們要自由，不自由就來拚個你死我活！」

本來「自由」並不是個非常問題，給大家一談，倒嚴重起來了。——問題到底是自己弄嚴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闊斧，將何以衝破這黑漆一團？細針短刺畢竟是雕蟲小技，無助於大題，譏刺嘲諷更已屬另一年代的老人所發的囈語。我們聰明的智識份子又何嘗不知道諷刺在這時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卻又覺左右掣肘，在這一年代，科學發明，刀斧自然不及槍炮；生賤於蟻，本不足惜，無奈我們無能的智識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這就是說，自由原不是什麼稀罕的東西，給你一談，倒談得難能可貴起來了。你對於時局，本不該彎彎曲曲的諷刺。現在他對於諷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現在被別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著頭腦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時十五分，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副會長楊杏佛〔8〕（銓）遭了暗殺。

這總算拚了個「你死我活」，法魯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說亮話了。只有《社會新聞》，卻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顯，還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來——左翼作家紛紛離滬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鬧一時，好像什麼都要染上紅色，文藝界全歸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勢顯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陣線佈置完成，左翼的內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殺之風甚盛，文人的腦筋最敏銳，膽子最小而腳步最快，他們都以避暑為名離開了上海。據確訊，魯迅赴青島，沈雁冰在浦東鄉間，鬱達夫杭州，陳望道回家鄉，連蓬子，白薇之類的蹤跡都看不見了。〔道〕

西湖是詩人避暑之地，牯嶺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