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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還是決定由“先鋒”執行國際地球物理年的衛星發射任務。馮·布勞恩渴望首先發射的熱情盡人皆知，簡而言之—因此當布勞恩前往卡納維拉爾角（Cape　Canaveral）測試“紅石/朱庇特”火箭時，同行的警衛人員接到命令，要保證布勞恩不會在火箭上防止任何有效載荷，然後造成入軌“事故”。

根據俄羅斯宇航員先驅格奧爾基·格列奇科（Georgi　Grechko）的說法，1957年初，蘇聯收到訊息，一位美國科學家將於1957年10月5日在西班牙的一次衛星發射學術會議上提交一篇論文。蘇聯推測論文將是有關發射後的簡報。實際上，蘇聯克格勃（KGB，國家安全委員會）也被問到美國是否打算在1957年10月5日發射衛星，克格勃答覆說，沒有跡象顯示美國有還是沒有這樣的一個發射計劃。由於答案模糊不清，科羅廖夫接到的命令就是要在此日期之前發射個什麼東西上去，任何東西都行。科羅廖夫在10月4日成功地發射了83千克重的“人造地球衛星1號”（Sputnik），擱置了發射另一顆重得多的衛星的計劃。

一家毫無所知的媒體刊載了一篇文章，和刊登在《生活》（Life）上的那篇洩氣的《驚慌失措之際》以及其他文章一個調門，“我們別再假裝‘人造地球衛星1號’什麼都不是了，它就是敲打美國的東西”。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使美國公眾的恐慌情緒更加嚴重，艾森豪威爾政府對此措手不及。很顯然，是得發射個什麼東西了，而且還要快。對於許多人，包括馮·布勞恩在內，對美國在1957年12月針對人造地球衛星1號做出的回應毫不奇怪，“先鋒計劃”在“先鋒”已經被送上發射臺之際遭到放棄，後來還被起了綽號，叫做“死呆計劃”（Stayputnik）或者“出毛病計劃”（Kaputnik）。馮·布勞恩受命為美國向“人造地球衛星1號”做出回應。1958年1月31日，當“朱庇特三型”（Jupiter　C）將“探險者”（Explorer）衛星送入軌道時，這一回擊終於實現了。

20世紀60年代，美國航天事業發軔，此後美國公眾開始對巨大的火箭將英勇的個人送入太空習以為常。在1982年太空梭啟用之前，這些運載火箭大多轉自於失敗了的武器系統。舉例來說，早期的“水星”（Mercury）飛船使用改進的“宇宙神”洲際彈道導彈送入軌道的。以前，在美國、蘇聯和中國，導彈都是民用火箭或者運載火箭的老祖宗，誰都沒另起爐灶。1999年國會委託的考克斯（Cox）調查委員會，宣稱中國竊取和非法轉移美國航天公司的技術，重彈了有關商用運載技術能提升火箭技術的警告。但是運載火箭技術的成功標準和導彈技術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在可靠性方面。　。。

運載技術（3）

導彈並不需要高度可靠，他們有50％的機會還是的機會命中目標，其威懾力和心理衝擊力都是一樣的，重要的是要看攜帶的是馬蹄鐵還是核武器。在任何武裝衝突中，敵國都必須假設至少會有一些導彈能擊中目標，並據此做出反應。然而，決定運載火箭可靠性的卻是嚴格的財政因素。一旦衛星發射失敗，購買此次發射的機構的錢就白花了，當然他們也可以去上保險，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可能因此在許多年內丟掉了衛星服務，直到他們找到代替品。很簡單，沒有一個衛星市場會向便宜但不可靠的運載火箭開放。《紐約時報》和考克斯委員會沒完沒了地臆測中國的導彈計劃是否能從持續提高的“長征”運載火箭可靠性上獲益，這實在是一種諷刺。在美國進行風險計量的時候，中國的導彈可靠性是50％，92％還是98％根本無關緊要＇1＇。

商用運載火箭市場最初是由美國主宰的。蘇聯無意將他們的勢力擴充套件到華沙條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