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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到由此對美國公眾造成的心理衝擊。

幾個因素影響到了美國第一顆衛星的發射時機，使之成為繼蘇聯之後第二個發射衛星的國家。首先是政府資助的1954年《吉里安報告》（Killian　Report），這份報告因委員會主席、麻省理工大學校長詹姆斯·吉里安（James　Killian）而得名，強烈呼籲研製洲際彈道導彈（ICBM），並加強衛星情報能力。空軍立即將“宇宙神”（Atlas）導彈作為首要研製計劃。陸軍和海軍則在陸軍以前研製的一種改進型“紅石”（Redstone）運載火箭的基礎上聯合研製中程彈道導彈（IRBM），也就是“朱庇特”（Jupiter）導彈。由於有將導彈從船上發射的特殊技術需求，海軍一得到許可就立即退出“朱庇特”計劃，著手研製自己“北極星”（Polaris）計劃。在資助經費不變的情況下，三軍卻都打算研製運載工具。

同一年，蘇聯首席設計師謝爾蓋·科羅廖夫（Sergei　Korolev）受命研製洲際彈道導彈。在1954年，蘇聯人也表示要將一顆衛星送入軌道，作為自1957年7月到1958年12月的“國際地球物理年”活動的一部分。“國際空間物理年”是國際科學界提議的，涵蓋了許多國家開展的科學專案，是科學普遍性的一個象徵，與充滿國家主義色彩的冷戰截然相反。但是，由於大部分的科學計劃都是國家資助的，這些活動顯然是在暗中較勁。

1955年，研製洲際彈道導彈的競賽升級。空軍獲得許可開發第二種洲際彈道導彈，即“大力神”（Titan）導彈，並且也憑藉著“雷神”（Thor）計劃參與到中程彈道導彈研製中來，賭一把運氣。結果導致政府開始擔心國際地球物理年的活動將會影響到防務活動。於是，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第NSC5520號指令《美國科學衛星計劃》秘密頒佈，申明研製和發射科學衛星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彈道導彈計劃”。就效果而言，此令使任何原本用於軍事用途的運載火箭都無法發射。當美國科學家詹姆斯·範·阿倫（Kames　Van　Allen）就蘇聯在國際空間物理年發射一個衛星一事做出回應時，他問美國政府的問題成了，究竟哪一種火箭能公開研製並且用來發射一顆科學衛星。

美國最重要的火箭專家、“紅石”火箭的研製者維爾納·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當時在阿拉巴馬為陸軍工作。各軍種之間競爭太空研究帶來的大筆經費，使得有必要在陸軍和空軍之間分割任務，這樣雙方就都能分到一杯羹。空軍獲得了戰略任務，意味著遠端的洲際火箭，陸軍則拿到了戰術任務，也就是中程火箭。馮·布勞恩大為失望，滿臉鐵青。他在職業生涯中一直致力於太空船，而不是鼓搗武器。現在他卻不得不設計武器，並且居然是戰術兵器。他的“紅石”火箭設計在技術發展上顯然非常先進，但卻被當作一種中程導彈來使用。

運載技術（2）

當時另外唯一的一種正在研製的火箭是海軍的“維京/先鋒”（Viking/Vanguard）火箭，這是專門為發射科學衛星而製造的。根據NSC5520號指令，顯然“先鋒”火箭應被用於國際地球物理年的有關活動。決策者們雖然知道馮·布勞恩已經接近成功了，但速度並不是關鍵。實際上，為了能成功履行其偵察使命，美國的衛星就不得不飛躍蘇聯領土，否則他們就會遭到1960年被擊落的U2飛機一樣的命運。政府的律師們覺得最好的辦法是讓蘇聯先走一步，這樣蘇聯就得創下衛星飛躍領空的法律先例。以後他們就不好抱怨什麼了。因而，儘管“先鋒”火箭是同期最晚開始研製的，而且製造商正是將“大力神”洲際彈道導彈明確作為首要目標的馬丁公司（Martin　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