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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程序中，或明或暗地參與到意識形態構建、影響到民族共同體成員對於國家之想象的“現代性”文學。在中國，晚清以降，國民文學藉助各種現代媒體，展現出十分多樣性的格局。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逐漸佔據文壇中心，成為國民文學的主導。然而，通俗文學長期沒有消失，它們經過改良和演變，一直充當著現代中國國民的基本讀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把通俗文學也逐漸納入計劃生產的軌道，形成大約30年左右的獨特的雅俗合流局面。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文學解放的口號下，新文學實際上仍然充當著主流意識形態的同謀者，而重新恢復市場獨立性的通俗文學，則呈現出比較複雜的面貌。其中席捲大陸的金庸的武俠小說，被許多讀者和學者從通俗文學的家族中剝離出來，成為中國當今文壇的焦點之一，引起長期的關注和爭議。這背後實際上存在著一個對國民文學的重新理解問題。本文試圖從國民文學的角度，探討一下金庸小說為現代中國讀者所構建的中國想象。 一　文化中國 金庸小說從文化角度確立了中國的民族國家形象，建立了一個磅礴宏偉的“文化中國”，從而贏得了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價值觀念的最大多數讀者。這是金庸小說的決定性魅力。 金庸小說的創作時間是20世紀50…70年代。與同一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的大陸文學中那種有意否定傳統的傾向相反，金庸小說大力“弘揚傳統文化”，以傳統中國繼承者的面貌吸引了香港、澳門、臺灣和東南亞等所謂“中華文化圈”的大量讀者，實際上成為大陸以外的一個“中華凝聚力”中心。 金庸小說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展示是在兩個向度上同時進行的。一個是從大處著眼，展示中華文化的多樣性、綜合性、融匯性，再一個是從小處入手，展示中華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藝術性。從大的方面來說，金庸小說廣泛地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國文化思想層面的各個組成部分，寫出了一部“三教九流”眾聲喧譁的文化交響樂。同時，他還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廣泛描寫了中國大陸東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異的文化風貌。他還進一步寫出了不同朝代、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傳統文化的起伏演變，從而構成了一幅動態的、立體的中國文化長篇畫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顯佔據顯要的甚至主導的地位。《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都對主人公為民請命、為民鋤奸的正義行為持讚賞筆調，《射鵰英雄傳》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義無返顧、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揚到了極致。到了金庸的中期作品，道家思想、遊仙思想開始令人注目。《神鵰俠侶》可以看做從前期進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嶺，在這部作品中既有郭靖擲地有聲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以及郭靖夫婦為保衛襄陽壯烈犧牲，又有楊過蔑視宗法禮教、為個人愛情不惜與整個武林為敵以及單人獨劍四方漂游。《倚天屠龍記》和《笑傲江湖》則更明確地把個人自由問題設定為主人公的第一關懷。張無忌可以放棄明教教主——實際上是放棄了大明朝開國君主的地位，但是卻不能在四位年輕女性中確定哪一個是自己的最愛。令狐沖也是斷然拒絕繼承日月神教教主的位置而把生命、自由視為至高無上。在楊過、張無忌、令狐沖眼中，並非沒有正邪善惡，但是這些對於他們已不是“第一生命指令”，自由和逍遙才是他們的“黃金世界”。到了金庸的後期作品，佛家思想的氣息愈來愈濃，在《連城訣》和《俠客行》中，是非善惡已經開始變得撲朔迷離、標準難立，狄雲和石破天對於究竟應該如何做人，可以說自始至終也沒有找到答案，石破天連自己到底是誰也幾乎不能完全肯定。《天龍八部》更是集金庸所理解的佛家思想之大成，在這部130萬字的鴻篇鉅製中充滿了“無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大悲憫，色空觀念、有無觀念等佛家基本思想，都以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