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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了?他們去了哪裡?”
老曾講:“鮮英一家後來非常悲慘:鮮英57年就被評為大右派,經過11年的批鬥,1968年在因為肺炎而死。”
“鮮英的一個兒子,曾經冒生命危險去說服楊森向共產黨投降,是使重慶城免於戰火洗劫的有功之人。這個人才華出眾,當時香港滙豐銀行請他做總經理,他選擇了留下來建設新中國。結果,1967年在下班回家時,淹死在長江裡面。”
“怎麼會淹死的呢?”小敏問道。
“那個兒子當年在南岸汪山林場勞改,右派兒子嘛,每天要挑百多斤的糞水,從長江邊挑到山頂。一天下來已經累得不成人形,但他老婆娃兒生病,急著回家。但那個時候的鮮家,連4分錢的過河船錢都付不起,他就只好游泳回家。比他父親還早死一年。”
“文革裡鮮家人沒有住這裡?”
“1967年,上清寺街道要辦無線電廠,把將鮮家人趕出了達觀樓。”
我問道:“達觀樓是哪一座?”
老曾指著緊鄰嘉陵江大橋的那一片建築:“那邊就是,但建築是重新修的。68年武鬥時,參加武鬥的一方燒傳單,引發了大火,燒了一天一夜就洗白了。”
小敏問:“鮮家後來平反沒有呢?還住這裡不?”
“平過反了,1985年平的。據說得到的賠償金不足三萬元。鮮家人當時搬回來,住在當年的廚房和書齋。但現在改修”民主之家“紀念館,鮮家人又搬了出去。”
“鮮家人,真的太慘老!”潘天棒說。小敏也陷入了沉思。
是啊,鮮英如果知道後來他的命運,他一家人的命運,還會不會支援當年的民盟活動?還會不會三次接待毛澤東?還會不會把全部房地產捐給政府?還會不會在特務機槍口下給上千民主人士開免費大餐?
我把這些問題問老曾,老曾說:“歷史是無法假設的,我相信按鮮英的性格,讓他再來一次,他也是一樣。”
紀念館不能入內,我們繞到後院,看到一堆空調風機組貼著山壁上放置,山壁上還有有防滑坡的鐵網,一些排水孔將山水滴下來。老曾認為這種情況,說明這地下至少有排水溝和地下室。正想仔細多看看,裝修工人來干擾了:“這裡還沒有開放,你們過些時候再來吧”。
四個地方都無法入內!怎麼辦?
從特園下山,我們第一次無技可施。
真像一次捉弄,唯一一張有四個入口的藏寶圖,卻一個入口找不到,進不了!
我堅持一定去範莊看看,實在不行,再想辦法。
下到街邊,小敏要老曾給她在紀念碑前留影,潘天棒趁機鬧著要合照,我則去欣賞那個碑前殘疾乞丐的書法。
那個沒有手的殘疾青年,用嘴在寫毛筆字,旁邊還堆著一些寫好的大字,好奇地一看,最面上一幅居然寫的是“上清之寺”!
我急忙走到他身邊,拿起這幅字,下面還有一張發黃的紙,寫的也是四個小字:“特範桂周”!
我的神啊!
失蹤的上清寺(三十八)
拿起發黃的紙,我的手不禁抖起來,提供線索給我們的人,此刻肯定就在我們左右!轉頭四顧,仍然找不到希望看見的面孔。
殘疾青年說話了:“那張紙,要的話,200塊錢拿去哈!”
我蹲下來,問他:“請問這幅字是你寫的嗎?”
他說:“不是,是有人託我賣的。”
我說:“那個人在哪裡?是不是一位老年人?”
他說:“她走了好一陣了,是一個30多歲的大姐,她說200塊錢肯定有人買,賣的錢歸我。”
我一直以為在暗中幫助我們提供線索的人,是神秘的高爺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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