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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華東師大，只有我壓根沒有讀過正規大學。那年中文系收了兩個特殊生，古代文學有個工學院畢業的，現代文學就是我。年齡我又較長。宿舍202室四個人，兩個1939年生屬兔，兩個1945　年生屬雞，大家自我解嘲說是“雞兔同籠”。後來有人將這一屆中文系的三十多名研究生按組歸類，起了綽號，我入的組居然號稱“四大長者”。導師叫別的學生（後加了個海外生）皆直呼其名，如趙園，如溫儒敏，只有兩人享受特別待遇叫老錢，叫老吳。我最初不適應北大，因為我的性格，因為我長年接受“馴服工具”的教育太深。第一次被導師安排寫紀念“五四運動”60週年的論文，寫出的東西王先生只給了一句話“你就是把《小說月報》讀得細了一點”。我知道，自己對“五四初期小說批評”的思考太平庸了。同學們都來“送溫暖”。正在作郁達夫研究的溫儒敏便對我說，文學批評的題目很好啊，不要灰心繼續做。所以後來我改做左翼和京派諷刺得了獎語，出第一本集子《戴著枷鎖的笑》時還是把此篇收入做了個紀念。錢理群的研究精神成了我暗中努力的目標。他基本功紮實，思考成熟，魯迅研究已經成書，但他不滿意，好像要從頭寫過。他會利用時間，什麼時候讀什麼書都有規律。午睡前、晚睡前我一歪頭就見對床的他在瀏覽新買的雜誌，讀得飛快，一目十行的，過後發現他都讀進去了。他不依仗才氣，照樣勤奮，比誰都用功。為了準備第一年學科的總結性考試，他和我們在宿舍裡互相發問如做遊戲，比方問《新潮》是哪年創刊的？《死水微瀾》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是誰？等等。我的藏書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焚燬了，現在一個月30元的生活費，要拿出十元買書已經十分吃緊。我是參照老錢的購書方案減去期刊影印本、外國文學作品，這樣制定出來的。海淀書店來什麼書了，走廊裡有人一吼就趕快行動，常常弄到山窮水盡、捉襟見肘的地步，並引以為樂。趙園不受人家隨意鼓動，她買書讀書都有自己一套主意。起初我拼命補看現代作品的時候，她卻安心地細細地重讀魯迅。她的才華是顯然的，我向她偷學如何專注於感受作品，偷學她文字的靈動，最有心得。凌宇是湘西人，身上有可愛的少數民族血統。他雄強、執拗，正好可以補我不足。我們後來天天聽他講沈從文，他講起沈從文來就沒完沒了。在諸同學中不算博聞卻能強記，擅背誦詩文。我們這批人最早給《十月》寫稿子，是他聯絡的。陳山當年是個孜孜研讀詩歌的秀才，收集資料不遺餘力，現在只有他一個人去搞了電影史。總之，那時北大的物質生活是清苦的，但大家習以為常，不覺得，也沒有功夫覺得。我漸漸沉浸在我的這些天才同學當中，吸取我的大學給我的營養。學習之外，直接的政治生活不多（雖然社會上正是翻天覆地的時代），與大學生貼得近的是選舉區人民代表，競選的學生打出“出版言論”或“東方女性”各種各樣的綱領，著實熱鬧過一陣子。也下過一次鄉去參加夏收，好像謝冕、費振剛、裘錫圭等老師都去了，他們有的當時還是講師。我們沒有多少娛樂活動，中文系的學生自然還去看電影，或者是自己拿個凳子看操場的露天電影，奢侈一點的就到海淀工人俱樂部，在那裡觀《小花》，正是劉曉慶、陳沖、李谷一當紅之始。看女排比賽需早早把凳子放到全研究生樓唯一的小電視室裡，讓想看又不敢看的理科學生眼熱。足球勝科威特，男排獲亞洲賽區第一時，校園裡都自發形成狂歡活動，席子、墊子、笤帚統拿來當火把點了。國家、民族的長期積弱，轉化成激情爆發出來。我和我年長的同學混在年輕學生人流中間，也感到了一股類似“五四”的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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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福輝：融入我的大學（4）

王瑤先生的書齋妙語極多。某次，不知怎麼談起一個人與他母校的關聯，他放下他那有名的菸斗從容道來：如果畢業的學生名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