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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樣，它和民歌形式不同，它是那麼一種感情。《南泥灣》它有民族的曲調，重要是的還有新的感情，特別是《兄妹開荒》，那完全是新的曲調，新的感情。你說它是眉戶調也不是，你說它是新的歌曲也不完全是，它既是新的歌曲，又有眉戶調，所以它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的一種民族化、群眾化的革命歌曲。這也是從音樂創作上面探索出來的一條道路。

創作，“有什麼樣的感情就用什麼樣的曲調”（2）

比方在抗戰時期，我曾經寫過《武裝保衛山西》，當時我想到兩個問題，第一是怎樣使群眾激昂的感情得到表達，第二是怎樣運用一種民族的手法。因為詞很長，也不是很規則，但是從音樂上按曲調發展法則組織起來，有的地方採取一種重要的辦法，比如“拿起土槍、洋槍、大刀”等，三次重複，一般的歌曲則沒有這樣的重複，就是在戲裡有這樣的手法，但也不是常有的，但是我覺得這個方式還是適合的，所以我用了這樣一個方法。聶耳也這樣用過，星海也用過。

另一個是寫《抗大校歌》，我有一點感覺，《抗大校歌》唱歌的是紅軍戰士和紅軍幹部，所以胡耀邦同志講，他們要唱歌，他們要抗戰嘛！怎樣表達他們的感情這是第一。當然這個詞寫得很好，形式也很完整，內容概括得很好。歌曲寫出來以後，大家感到唱起來很能表現自己，表現紅軍的革命感情。但如果從創作方法來分析的話，那你會覺得很不……其實它雖然是一種完全新的方法，第二句重複第一句，第二句重複第一句，這是一個小段落，然後又轉到一個新的曲調，又是重複了，然後又回到原來的主題。後來我寫過適合青年人唱的，就不同了，更有青年人的朝氣，也很受歡迎。這說明一個問題，就是怎樣按照感情的需要來創造一個新的形式，這是我們在創作方面必須解決的問題。後來我也寫了不少歌曲，如果說有一些歌曲寫得不那麼成功，主要是沒有找到一個感情的準確表達方法，形式上也不符合感情發展的規律。在創作方面我就說這些吧。

（董馨　整理）

呂驥（1909—2002），原名呂展青，曾用筆名穆華、霍士奇、唯策等，湖南湘潭人。著名音樂家。少年時自學簫、笛、揚琴、琵琶等多種樂器。1930年、1931年、1934年先後三次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學習。1932年在武漢參與建立武漢左翼戲劇家聯盟，1933年參加上海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組織“業餘合唱團”、“歌曲研究會”等，積極從事左翼音樂與救亡歌詠活動。1938年到延安，參與籌建魯迅藝術學院，並先後任音樂系主任、教務主任和副院長等職。抗日戰爭勝利後到東北，任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副院長、院長，兼東北音樂工作團團長。1949年當選為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主席，並籌建中央音樂學院，後任該院副院長。1953年、1960年、1979年三次當選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1985年被選為名譽主席及國際音樂理事會名譽會員。呂驥自20世紀30年代起開始音樂創作，代表作有《自由神》、《新編“九一八”小調》、《中華民族不會亡》、《保衛馬德里》、《武裝保衛山西》、《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及大合唱《鳳凰涅槃》等。在音樂評論方面，先後發表了《論國防音樂》、《新音樂的展望》、《偉大而貧弱的歌聲》、《新情況、新問題》等針對整個音樂運動發展的重要文章。此外，他也重視中國民間和古代音樂的發掘和研究，撰寫了《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略論七絃琴音樂》、《從原始社會到殷商的幾種陶壎探索中國五聲音階的形成年代》等理論文章。在他的積極倡導下，文化部、中國音協、人民音樂出版社等單位組織全國力量投入對《琴曲整合》、《中國民間歌曲整合》、《中國器樂整合》、《中國戲曲音樂整合》和《中國曲藝音樂整合》的編輯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