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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糟糕的城市裡——空氣永遠汙濁，天空永遠沉悶，冬季永遠荒涼，春季永遠漫天黃沙，一個生病的人在這樣一個地方遇上你，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笑容燦爛（我是說如果我心情好的話），你極有可能成為他或她記憶中的奇蹟——如果他或她心裡還殘存一點夢想。所以，我對自己說，你過得不錯。想想人才交流中心的人山人海，想想因為自己和愛人都下崗了才來我們家做鐘點工的劉阿姨，尤其是，想想你每天面對的那些孩子們。

終於說到我的工作了。我照料一些患白血病的孩子們。一些浪漫或自以為浪漫的人會說：“見證那麼多的生離死別——這工作有些類似神父牧師什麼的——不過好像不適合神經纖細的人吧。”我告訴你，這揣測善意得有點偽善。我也曾經這樣揣測過，第一天上班的時候，我對著鏡子左照右照，自認為比《珍珠港》的女主角還要正點。“從現在起，”我對自己說，“你就是命運送給那些受盡苦難的孩子們的，唯一的善意。”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矯情。當你一天已經工作了十五小時，你聽見危重病房裡爆發出一陣呼天搶地的號啕，憑你神經再纖細也會重重地皺一下眉，心裡想：“靠。”——因為這意味著你的下班時間又有可能推遲。沒錯，又一個還沒綻放就凋落的小傢伙。可是你累了，你的身體和大腦都在卑微地要求一個熱水澡和一場睡眠。我們，這群被稱為“白衣天使”的人們，對生命的敏感和尊重——因為見得太多所以麻木——比一般人要低上起碼五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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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楊（2）

病房裡的空氣二十年來都是一樣的味道和質感。剛才在二樓的時候我碰上早已退休的老院長。很多年前他是爺爺奶奶的大學同學。他驚喜地說：“哎呀你已經長成大姑娘了，你就在這兒上班？好好好。”我懷疑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是誰——他三年前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果然他說：“你媽的身體現在還好吧？告訴她要鍛鍊。”我笑容可掬地說我一定轉告。然後看見楊佩站在樓梯口衝我擠眉弄眼。

“你大小姐還真有愛心，”她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取笑我，“跟那麼個老糊塗聊得津津有味，夠閒的。我可快累死了。你知道嗎？昨天晚上那個皮皮發病危通知了，折騰了一夜。我骨頭架子都散了。”“病危？”我說，“昨天我看著還好好的。怎麼樣了？”“沒死。”她把化妝盒放進坤包裡，“救過來了，人都醒了，不過我看他媽是快瘋了。”她拍拍我的肩膀，“寶貝兒我走了，回頭小鄭來了你讓她把堡獅龍的優惠卡還我。”

她走了以後的這間休息室還真是安靜。我從櫃子裡拿出我的白衣。它曾經是雪白的，現在已經變成了象牙白。不知不覺間，我穿了三年。我照例把該給的藥送到每一床。那些父母往往像孩子一樣衝我脆弱地一笑，倒是躺在床上的那些孩子，才七八歲甚至更小眼神就已漠然到一種境界。我走到皮皮跟前，他在輸液，閉著眼睛。他媽媽，那個說是三十歲看上去足有五十的農村女人拘謹地跟我打招呼。“皮皮，”她說，“叫阿姨呀。”“別，”我打斷了她，“讓孩子睡吧。”“他不睡，”她有些緊張地笑笑，“剛才他還說他不瞌睡呢。”這時候皮皮睜開了眼睛，他是個眉清目秀的小男孩。“阿姨好。”他說。“皮皮，”我俯下身子，“今天天氣特別好，阿姨幫你拉開窗簾吧。”——我跟孩子們說話的語氣一向被楊佩批判為“矯揉造作”。他輕輕地笑了笑，“不用。太陽晃眼呢。”然後又閉上了眼睛。

我走出去，現在我要到樓梯對面的另一間病房。皮皮他們那間是給十歲以下的孩子的，我現在要去的這間住著十到十四歲的孩子們。我比較喜歡來這一間，因為這兒住了兩個活寶：龍威和袁亮亮，都是十三歲，一對相逢恨晚的難兄難弟。常常交流黃色笑話，也常常互相嘲諷對方做骨髓穿刺的時候表現得像個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