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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在那特定的歷史時期,人們滿腦子的政治、階級、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他們目光所及也幾乎無不是政治、階級、階級鬥爭、線路鬥爭。本來是正常的,可以被看做是異常的,而本來是異常的卻可能被當做正常的。但是,這種黑白的顛倒並非故意,而是由於看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不同。由此而來,人們的情感也就變得超乎常理了。多少人僅僅為了觀點不同,竟然達到父子決裂、夫妻分手、朋友反目。因為在彼時看來,那不僅僅是限於“觀點”,而是立場、態度、方向的問題,也是信仰的問題,是忠不忠於的問題,是跟誰走的問題,一句話是“真革命”與“假革命”的根本問題。
然而,夜深人靜,不見了“hongse恐怖”,不聞了燙耳的口號,我的眼前全是父親各種神情、姿態的畫面,耳畔全是父親或嚴厲、或諄諄的聲音。我們兄妹三人,我居第二,是長女,似乎怎麼排也排不到我受寵。可是偏偏父親、母親都寵著我。家裡邊再困難也不難為我(我家並不富裕,但穿的、用的在同年齡的小朋友、同學中間卻是上數的)。一九六二年正是我們國家經濟困難時期,老百姓吃飯成大問題了。正巧,我和哥哥都要升學(我考高中,哥哥考大學)。父親實在支撐不住(當時祖父、祖母都在,母親又長期生病),給哥哥在鐵路上找個工作,剝奪了他考學的權利。哥哥不服氣:“妹妹可以考,我也可以考。”父親說:“你考可以,那別吃飯了。你呀,你是兄長,兄長可不是隨便當的。”我說:“哥學習好,應該上名牌大學的。還是讓我去上班吧。”父親說:“你針粗線細的,能幹什麼?再說你還沒成年,不要胡鬧。”那二年公務段一會餐,父親就用飯盒裝回幾塊紅燒肉或炸魚什麼的給我。我想這樣事情只有母親們才會做,可我的父親也能做。有一次我說:“爸,我們都不小了,你別當我們是孩子了。我們一家全靠著你,你別苦自己了。”父親說:“你這個歲數是長個兒的時候,偏偏趕上個困難時期,別把你耽擱了。”不錯,我們一家人個子都不矮,只有我剛剛過一米六的線。父親對我的關愛說不盡道不完,我也深深愛他,因此我寧可放棄名牌大學,而留在他的身邊……不知不覺,我哭出聲了。
“白……不,現在得叫你王濤了。睡吧!別再想了。”對床的林書梅說。
那個時期,很多紅衛兵為了工作方便,不回學生宿舍睡覺,而是住在兵團辦公室。
“說什麼呀?我什麼都沒想。”我被人揭了傷疤似的,不,不是揭傷疤的問題,而是被人窺見了內心的軟弱,不由有些悻惱。
“這有什麼恥於承認的?人是情感動物!”
我不說話了,心裡很感動:這個林書梅呀,真是善解人意。
“我父親是國民黨員。前不久被人揭發出來的。所幸學校裡沒人知道。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我也沒有勇氣與他決裂。”林書梅幽幽地說,“他到底給了我生命啊!”
“其實我也是沒有辦法。如果我不是兵團的頭頭,對立派不拿這個說事,我也不一定要這麼做。”我又流淚了。“父親被揪出已經夠痛苦了,我再跟他劃清界線,這不是雪上加霜嗎?真不知父親這些日子是怎麼過的。”
“我想你父親會理解你的。別想,越想越不好過。”
“父親也是苦大仇深的無產階級,工作非常出色,所以被提為工段長,他怎麼會反革命呢?這不可能!我是不是在做夢?”
“其實那兩句話原是大實話,充其量是對革命不理解而已,哪裡就夠上了反革命?偉大領袖毛主席不是說了麼,‘矯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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