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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也不能在家裡閒待著，要出來幫忙頂半拉天。一個阿姨說：“能頂半邊天就是一家一半的意思，我半拉，你半拉，啥時候你們頂過整個的天啦？叔叔說，這不明擺著，你們沒有我們有勁兒，我吃4個饅頭，你吃兩個，我扛100斤大米，你扛50，這不就是說，我們是整個的，你們是半拉的嗎？阿姨說，你可真敢腆著臉胡說啊！我生了4個孩子，你生幾個？叔叔說，你甭嚇唬我，你生100個也好，請問，沒有我，你咋生！眾人大笑，那阿姨抄起大圍脖就撲過去，把那叔叔抽得東躲西藏，說好好，乾脆整個天都讓你們頂，我們啥也不幹行了吧？阿姨說不行，就得一家一半，誰也不許偷懶。打鬧了半天，還是沒明白這句話是啥意思。 晚上是自由活動，有時看電影、演出什麼的。有的人下棋，有的人打籃球，最多的是打撲克。也有人找藉口請假回家。其實也沒有人真的看管，散步幾個小時都沒人知道，可大家都很自覺，出去一律請假。看電影演出之前要集體唱歌，他們有時不愛唱，就讓我們幾個小孩上臺去唱，或者讓我唱樣板戲、背誦毛主席語錄。我那時還不能把樣板戲全本唱下來，但主要的唱段都沒問題。只是嗓子還沒發育，唱什麼都是娃娃腔。毛主席語錄除了老三篇以外，短的能背百十段，常用的、報紙上登過的都會。他們喜歡隨便說一句，然後我應聲接下去，對答如流，百無一失。所以後來我在整個商業局都有了名，我父親一去局裡開會，別人就問：“孔胖子，你兒子又讀什麼長篇小說啦？”我偶爾也感到，他們是利用我來解悶，所以我有時拒絕表演。但我通常不覺得在無損自己尊嚴的情況下為別人解悶有什麼不好。 就這樣，幾百人每天不勞動，不上班，過著吃、睡、聽、說、讀、寫、看、玩的生活。這跟上大學有什麼區別？的確，這些學員都是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但看他們的樣子，並不特別沉重，似乎這是人生理所當然的一道程式。也許是我太小，看不出他們心裡的痛苦吧。我只能說從生活表面上，他們過得比平時要舒服和滋潤多了。沒有人埋怨這學習班，沒有人盼著早結束，不敢說他們是自動受虐，但起碼是隨遇而安。 我回憶的這個“牛棚”太不像“牛棚”了，倒像是一個夏令營。我對那些遭受過“牛棚”之苦的前輩表示真誠的不安和歉疚。今天想來，我看到的可能都是好的一面，帶有小孩子的片面性。那個學習班對大人來說，一定是不自由的，被歧視的，可能還有被迫說假話的一面。用這樣的方式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可能是不大合適的。但我們對那些有著這樣那樣缺點錯誤的人，到底應該採取什麼合適的方式呢？難道說一個人、特別是黨員幹部，還有學閥、“權威”，只要不犯法，就誰也不能管他了嗎？之所以發生許多不合人道的“牛棚”事件，與群眾心裡長期積壓的憤怒有沒有關係？我想，為了避免“牛棚”悲劇的重演，我們首先應當從個案出發去研究“牛棚”產生的原因，並且不要出於個人義憤把“牛棚”“妖魔化”，把“牛棚”簡單地視為一種荒誕的奇觀。要承認“文革”中並不是那麼一片漆黑，天天水深火熱。“左派”、“右派”都不要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文革”觀，要尊重別人的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