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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樣一部寫歷史寫戰爭的小說引起了這麼大的反響，我認為這部作品恰好表達了當時中國人一種共同的心態，在長時期的個人自由受到壓抑之後，《紅高粱》張揚了個性解放的精神‐‐敢說、敢想、敢。但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創作的社會意義，也沒有想到老百姓會需要這樣一種東。如果現在寫一篇《紅高粱》，哪怕你寫得再 野 幾倍，也不會有什麼反。現在的讀者，還有什麼沒有讀過？所以，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一樣，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

榮獲了《小說月報》獎，十分高興，但聽說要寫 得獎感言 ，又十分犯。真是得獎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寫，為了這個我盼望許久的。

記得當年汪曾祺先生到我們班上來講課，開首就在黑板上寫上了六個大字 卑之無甚高論 ，這句話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當時是說過的，但話的意思還明。談到文學，連汪先生這樣的大家都說沒有高論，如我這般蠢貨，只怕連低論也不敢。不敢有也得有，因為我的《牛》得了獎，因為我很看重這個。

俗話說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獎不能忘了我放過的和我追過的那些。一談牛，就難免談到所謂的 童年記憶 ，一談到 童年記憶 就難免遭人恥笑，但無論多麼聰明的人，只要一恥笑我，就跟對牛彈琴差不多，因為他們的話都是文學理論，而文學理論我根本就聽不懂，不是裝糊塗，的確是不懂，有好幾次我想冒充一下陽春白雪，不懂裝懂一下，結果弄巧成拙，讓人摸到了我的底細，就像讓貴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驢子的底細一。

我童年時期，正逢 文革 ，大人垂頭喪氣，小孩子歡天喜。我們那時的一個最大的娛樂專案就是吃過晚飯後到曠野裡去追。當然是月亮天最。大人們點著馬燈在大隊部裡鬧革命，四類分子趁著月光給生產隊裡幹活，我們趁著月光在田野裡追。那時候，就像我在《牛》裡寫的那樣，牛是大家畜，是生產資料，偷殺一頭牛是要判刑的，但生產隊裡根本沒有飼糙，革命時期，明年的生產誰還去想？就把那些牛從飼養室裡轟出去，讓它們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報公社，公社下來驗屍後，證明是自然死亡，然後，就剝皮賣肉，全村皆。當然最歡的還是那些正在掌權的紅衛兵頭頭，這些雜種，比正在挨著批鬥的支部書記、大隊長還要壞，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讓他們吃。現在想想，這也是應該的，當官如果沒有好處，誰還去當？我們一幫孩子，吃罷晚飯，等到月光上來，就跑到田野裡，追趕那些瘦得皮包骨頭的。 文革 期間，地裡不但不長莊稼，連糙也長得很少，牛在光禿禿的田野裡，吃不飽，學會了挖糙根啃樹皮，還學會了用蹄子敲開冰河飲。我們在月光照耀下開始追牛，起初我們不如牛跑得快，但漸漸地牛就不如我們跑得快。我們每人扯住一條牛尾巴，身體後仰著，讓牛帶著跑，舉頭望著明月，猶如騰雲駕霧，有點飄飄如仙的感。那些老弱病殘的牛，很快就被我們給折騰死了，剩下的那些牛，基本上成了野牛，見了人就雙眼發紅，鼻孔張開，腦袋低垂，擺出一副拼命的架。對這樣的牛，我們不敢再追。後來又出了一個謠言，說是有幾個剛死了的人的墳墓讓這些野牛給扒開了，屍體自然也讓這些野獸給吃。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離吃活人也就不遠。因此我們的追牛運動就結束。這個時期，中國基本上沒有文。

文革 結束後不久，人民公社就散了夥，先是聯產計酬，緊接著就是分田單幹，家家戶戶都養起牛來，牛的身價猛地貴了起。人民公社時期說起來很重要實際上根本不當東西的牛，重新成了農民的命根。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新時期文學的黃金時。

90年代以來，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農民對種地失去了熱情，年輕力壯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掙錢，村子裡的土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