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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現在這份多，但對你來說比較安全。在這個三教九流混雜的地方，安全是最重要的。”

她點了點頭：“謝謝你，哥哥。你真像我的哥哥。”她笑了，單純的笑。

我下了床，找出一張名片，在背面寫上那家酒店的電話和名字，遞給她：“明天晚上你就去面試吧，和老闆娘說是我的朋友。”她接過來放進衣服口袋裡：“那我先走了。”

她重新穿好衣服：“你呢？”

“我在這裡歇一會兒。”我輕拍了她後背一下，“保重自己，好妹妹。”

“謝謝你。”她又朝我一笑。

等她走後，我給樓下的管理室打了個電話，把房間原定的兩小時休息改成過夜。然後又給久美子打電話，告訴她我今晚不回家。我躺在床上，望著屋頂的桌布，在這個八年前就熟稔了的屋子裡回顧自己的歷程。我知道我很累，精神很累。

和各種人物打交道都要戴上面具真累，日子久了，我甚至都忘記了原來的自己。久美子對我的疏忽也讓我越來越感到失落，而我卻沒有辦法改變她，因為我覺得我搶不走她對兒子的那份母愛。同時，我的潛意識裡出現了愈發濃重的不安。方才我給那女孩子講的“安全第一”的原則，其實也是告誡我自己的。在歌舞伎町，中國偷渡客、韓國皮條客對我缺乏友善態度、甚至懷有敵意的人日漸增多。為了守住我多年汗水換來的“地盤”，我每時每刻都不敢鬆一口氣。我的靠山，鈴木最近好像也慢慢失去了他的能力。有時，當我向他提出需要幫助時，卻被他以繁忙為藉口推脫。歌舞伎町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攪亂了他往日的寧靜，也沖淡了他的威風。鈴木在那些外國“同道”面前常常無所適從，這也難怪，一般的日本黑社會分子也不得不承認中國、韓國的“道上兄弟”心腸更狠，他們可以一言不和就演變成要人性命的決鬥。但是，錢依舊不能少了鈴木的。一到他缺錢的時候，就會冒出來，到我的面前或主動打電話給我，找出種種理由，索要去一兩萬日元。

這樣下去可不行！我現在能讓自己生存下去的“事業”也許終有一天會被別人佔領的。而我一旦失去了這塊賴以生存的“地盤”，那我就會被徹底打敗，走投無路。我終於明白，即使我前一段不自知，但不安全感卻一直悄悄盤踞於腦中。

次日晚上，我接到了北京女孩的電話。她說已經去過那家酒店，老闆娘同意她留下來。她再次向我道謝，我說不客氣。她最後說了一句：“我看你也有挺多心事，你也要多保重。”

有很多人善於開導別人，但對自己的類似困難卻手足無措。現在看來，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為了逃避那股潛意識中的不安，我竟然陷入到賭博的漩渦當中去了。

我開始頻繁地踏進中央大街上的一家扒金庫賭博店。來日本八年，我沒進去過幾次，儘管當初範勇他們多次拉我入夥，也教會了我基本的操作方法，我卻從來都沒有對那玩意兒感興趣過。但現在則不然。我把那裡當做了一個緩解精神壓力的所在，漸漸地一發而不可收拾。那裡的機器嘈雜聲如同工廠的大廳，但是它確實吸引了無數心靈上空虛、憂慮、煩惱的男男女女，我在電視上看到還有年輕的母親為了去賭博，導致自己的嬰兒被活活悶死。

對於範勇那批人來說，扒金庫如同提款機；可是對於一般的賭博者，扒金庫是個吸錢機器。當時我雖然預感到自己是在送錢，但我自以為自己的收入仍然保持在高峰狀態，所以，便不吝惜地揮霍在賭博遊戲中。

第一天輸五六萬日元，很快上漲到一天十幾萬、二十萬日元，運氣差的時候，多少錢也是一會兒就輸光了。當然，一天贏上幾十萬的情況也有，我的最好記錄是有一天始終福星高照，贏了二十七萬日元。但總的結果算下來，自然還是輸的金額要多得多。手上的錢輸完了，我又開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