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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對軍方的好處是，至此原本落後而弊病叢生的指揮系統也要走到盡頭了，軍委幾個大佬，正在促使國防部和各軍方單位匯總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新指揮系統，使得每一個作戰單位都能更好地成為戰力的有機組成部分，更進一步杜絕這種胡亂指揮的現象。

齊一鳴給提的意見是，建立一個成體制的三軍指揮部，並且強化可能存在爭端的地區的指揮部門，像是這次的情況，由一整個戰區指揮部門進行決策，而不是一個航空師的師長接到了攔截命令，然後下面的事情自己全就接下來了。

又喝了一口茶，齊一鳴微笑著對吳學艱說道：“咱們不著急，我們說白了要求就一條，把三個叛逃人員遣返回國，而對韓國進行我們可接受的賠償。呵呵，棒子們要是想讓咱們賠他們的十五架戰鬥機的錢，那是白扯，鬼才會理，他們人員的撫卹這個可以酌情賠付一點。更重要的是，咱們儘量透過這一次的機會，跟韓方建立一些能夠有建設性價值的外交關係。”

他所說的外交關係並不是正式的外交關係，真正中韓建交是在1992年，那時候朝韓兩國已經同時加入聯合國，中韓邦交正常化也算是水到渠成。而且也是作為中國打擊臺灣kmt偽政權的一項手段。這個時候跟韓國討論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條件還不具備，實質上中韓的快速接近都是藉著幾次亞運會、奧運會、apec上的接觸才慢慢達成一致的。

並且這個時候，齊一鳴認為跟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建立更密切的往來，沒有太大幫助。中國接下來走得發展道路，勢必會把亞洲四小龍一氣兒給堵死，更大的市場和更全面的工業體系會讓這些國家和地區無法享受在歷史上他們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黃金年代。齊一鳴甚至可以肯定的說，都不用等到歷史上的1997金融風暴，中國有自己貢獻的一系列技術面和政策面的buff，十年生聚就能讓四小龍“民不聊生”。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要不是中國沒有發展起來，誰會選擇市場潛力不足、資源有限、規模有限的四小龍啊，中國會像一塊巨大的海綿將資源源源不絕地吸入到自己的經濟體中。典型的一個例子是，香港在迴歸之後，明顯感覺經濟不如以往，用了十多年的時間才恢復到了過往的水平。一些腦筋不清楚的普通香港人都認為是迴歸和更“邪惡親共”的政府導致的經濟下滑，並且加劇了一部分香港人的分離思維。但實際上只要有一點眼力價的人都知道，大陸的高速發展，經濟的騰飛排擠了包括香港在內的四小龍國家地區的發展潛力，香港一無法獲得封閉時期大陸的那種對外壟斷特權了，第二也無法像過往那樣吸引遊資進入發展了。

於是乎，香港的定位逐漸變成了純金融的“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外加大陸人的免稅購物天堂。因為本身空間狹小，而大陸人又多，造成了地理性矛盾，更加劇之後的陸港衝突。

其實話說這些小地方老老實實地打一個招牌發展特色經濟就好，老是居高臨下的挑別人毛病，只能說是自己閒得蛋疼了。以澳門為例，這個地方的定位就很清楚。開賭場，搞博彩業，讓大陸人到那裡賭錢，到了21世紀以後，人均收入超過五萬美元，政府財政收入過多，每年還要給市民發錢。

韓國也是3c革命以後崛起的經濟體，強勢產業就是電子、造船、汽車等工業，參照一零年代以後的發展情況，三星、大宇、現代等企業雖然個頭不小，但發展空間很小，中國的企業隨便滾幾下就直接威脅他們了。經濟學中規模經濟的含義不止侷限於一個產業之中，其實放大到國家層面，工業體系越完整、技術能力越完備、勞動力越多、人才越多，就越能形成可怕的競爭力。

齊一鳴很樂觀地認為，從1985年開始國家進入高速發展軌道，甚至不需要到21世紀一零年代國家才會露出她的可怕獠牙，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