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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必要的。我們哪裡想到，在我們在這裡搞階級鬥爭的同時，全國範圍內已經湧起了一場階級鬥爭的狂風暴雨。這一場風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學。

這一點我們最初是不知道的。我們僻處京郊，埋頭社教，對世事距離好像比較遠，對大自然好像是更為接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同過去任何一個春天一樣，姍姍來遲。山村春來遲，是正常的現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終於陸續綻開了蓇葖，一片粉紅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們的活動，從表面上來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靜。然而從報紙上來的訊息，從外面傳進來的訊息，知道一場大的運動正逼近我們。北京大學一向是政治運動的得風氣之先的地方。此時我們雖然不在學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裡正像暴風驟雨前濃雲密佈那樣，也正在醞釀著什麼，我們心裡是有底的。只不過是因為身居郊外，暫時還能得到一點寧靜而已。

五月來臨，外面的風聲越來越緊。中央接二連三地發出一些檔案，什麼“5。16通知”之類。事情本來已經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經說到，我腦袋裡最缺少政治細胞，缺少階級鬥爭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陽光中，在繁花如錦的環境裡，懵然成為井中之蛙，從來沒有把這一場暴風雨同自己的命運聯絡起來。

此時城裡的燕園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從城裡回來的人中得知學校裡已經開了鍋。兩派（或者說不清多少派）之間爭辯不休，開始出現了打人的現象。據說中央派某某大員到北大去，連夜召開大會，想煞住這一股不講法制、胡作非為的歪風。聽說，在短時間內起了一些作用。但是，過了沒有幾天，到了五月二十五日，那位“老佛爺”糾集了哲學系的幾個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要幹什麼？”立即引起了兩派人的辯論，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聽說在大飯廳附近，爭辯的人圍成了圈子，高聲嚷嚷，通宵達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說不清有多少人參加。好像是一塊巨石擊破了北大這塊水中天，這裡亂了套了。

這一張大字報的詳細內容，我們不清楚。但是，我們立刻就感覺到，這是校內社教運動的繼續、的發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謂“國際飯店會議”上，反陸平的一派打了一個敗仗，捱了點整。按照我們最近多少年來的運動規律，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準備整別人了。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聽到中央廣播電臺播出了那一張大字報，還附上了什麼人的讚美之辭，說這是一張什麼“馬列主義大字報”。我沒有時間，也沒有水平去推敲研究：為什麼一張大字報竟會是“馬列主義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沒能進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奧義。反正馬列主義就是馬列主義，這好像釘子釘在案板上，鐵定無疑了。我們南口村的人當然也議論這一張大字報；可是並沒有形成了壁壘森嚴的兩派，只不過泛泛一談而已。此時校園內的訊息不斷地陸陸續續地傳了過來，對我們的心情似乎沒有產生多大幹擾，我們實在是不瞭解真實情況，身處山中，好像聽到從遠處傳來的輕雷，不見雨點，與己無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還頗有一點怡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東語系在南口村參加社教的師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總支書記，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規定，我們都是被整的物件，因為我們都是“當權派”。所有的當權派，除了最高層的少數幾個天之驕子以外，幾乎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