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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山高嗎？

審訊我的人，不是東語系原來的學生，就是我親手請進來的教員。我此時根本沒有什麼“忘恩負義”的想法。這想法太陳腐了。我能原諒他們中的大部分。他們同我一樣，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評斷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個別的人，比如一位朝鮮語教員，是公社的鐵桿，對審訊我表現出反常的積極性，難道是想用別人的血染紅自己的頂子，期望他的“女皇”對他格外垂青，飛黃騰達嗎？還有一位印尼語教員，平常對我畢恭畢敬，此時也一反常態，積極得令人吃驚。原來他的屁股並不乾淨，解放前同進步學生為敵，參加過反蘇遊行。想以此來掩蓋自己的過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後來終於被人揭發，用資本主義的自殺方式去見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遺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語教員。這是一位很老實很正派的人，我們平常無恩無怨，關係還算是過得去的。現在他大概在東語系公社中並不是什麼主要人物，被分配來仔細閱讀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記和手稿。我比誰知道得都清楚，這是一件萬分困難，萬分無聊的工作。在摞起來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記和手稿中，尋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證，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幾句話來，就有了足夠批鬥我一次的資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字一個字地細讀，那就需要有極大的耐心，既傷眼力，又傷腦筋。讓我再讀一遍，我都難以做到。然而這一位先生—我沒有資格稱他為“同志”—卻竟然焚膏繼晷，把全部資料都讀完了，提供了不少批鬥的資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興趣來研究“季羨林學”，那還值得。但我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讀了那樣多的資料，費了那麼大的力量，對他來說不是白白浪費自己的生命嗎？反過來說，如果他用同樣大的力量和同樣多的時間，讀點阿拉伯語言、文學或文化的資料，他至少能寫成一篇像樣的論文，說不定還能拿到碩士學位，被提升一級哩。因此，我從內心深處同情他，覺得對他不起。可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麼辦法呢？

東語系對我的審訊，並不總是心平氣和的，有時候也難免有點劍拔弩張。但是沒有人打我耳光，我實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

即使是這樣，這種勞改、批鬥和審訊三結合的生活，確也讓我感到厭煩。我又有了幻想。我幻想能有一個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發善心，結束這一場浩劫，至少對像我這樣無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從來沒有相信過任何教門，上帝，天老爺，佛爺，菩薩，我都不去祈禱。我想到的是我們國家領導人。在勞改、批鬥之餘，夜裡在暗淡的燈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氣氛中—同一個單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敵人，反革命分子”，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還鼓動我們家兩位老太太，同我劃清界限。我們的老祖直截了當地告訴她說：“我們還靠他吃飯哩！”—我伏案給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寫信，妄想世間真會出現奇蹟。但是世間怎會出現奇蹟呢？世間流傳的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寫這些信，等於瞎子點燈，白費一支蠟。我卻一廂情願，痴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睜眼，“文化大革命”結束，我這個鬼再轉變成人。那夠有多麼好呀！在瀰漫宇宙彷彿凝固起來的黑暗中我隱隱約約從“最高樓”（陳寅恪先生有詩曰：“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