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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後，政權轉換首先面臨的是對原有國家機構的接收問題。一般來說，原初的接收基本是自然過渡的，震動不是很大。就地接收，平穩過渡，是政權轉換的基本接收模式，因為軍事接管是政權轉換時的基本接管前提，所以早期接管的科學、文化和教育機構中，以軍人為主。中國的高等院校、新聞機構以及其他政權機構大體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轉變到新時代的，中國科學院的情況也不例外，它是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兩個系統加上靜生生物調查所、西北科學考察團和中國地理研究所等機構的基礎上組建完成的。

1949年以後，國家和知識精英的關係初期較為平衡，當時科學院院長和副院長（郭沫若、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中，有四位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但越往後越緊張。雖然為了中國的工業化，國家不得不依賴一些舊時代留下來的知識精英，但對他們的使用，不是完全信任。這一點，從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和1955年科學學部委員的對比中，可以看得非常明顯。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係一般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外部關係，主要指知識精英和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如知識精英在資金和科研究條件方面對國家的依賴以及國家對知識精英創造成果的需求）；二是知識精英內部之間的關係。本文只注意前者，因為在1949年後的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係中，國家居於絕對主導地位，知識精英內部的關係主要是在國家關係制約下才產生作用的。也就是說，在這個歷史條件下，如果國家沒有主動與知識精英保持信任的誠意，這個關係很難達成平衡。中國知識精英後來的命運主要是國家造成的，因為國家的基本制度對知識精英的普遍不信任，最後導致了知識精英的悲劇命運。何方認為，國際共運本身就有一個“不信任知識分子的傳統”，從延安整風以後，對知識分子普遍歧視和蔑視成為一種新傳統，使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同黨內知識精英的關係時始終處在緊張的狀態下。　與其他知識分精英的關係也可想而知。一個象徵性的事實是在1949年以後的政治運動中，先後有饒毓泰、謝家榮、趙九章、涂長望、湯飛凡等科學家自殺了。弗裡德曼認為，在非市場經濟的制度下自然科學也不能發展。他認為“現代物理學是思想自由市場的產物”。

胡適與廈門大學（節選）——《兩地書》中的胡適

魯迅在廈門大學生活的時間共一百一十三天。他關於廈門大學的議論，主要在《兩地書》和《華蓋集續編》中，基本都是私人通訊。

在歷史研究中使用私人通訊印證和說明歷史事實，需要注意的是這些私人信件公開的年代。一般來說，歷史人物的私人書信都是在當事人去世後才可能公開，所以使用私人書信研究歷史，通常與歷史當事人沒有直接關係，也就是說，如果是歷史當事人身後公開的私人書信中傳達的歷史資訊，基本還是在私人生活領域，歷史研究中使用這些材料，也是以私人生活領域這個範圍為界的，因為私人書信有特定物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影響敘述的真實性。但魯迅關於廈門大學的議論，不在此例，因為《兩地書》和《華蓋集續編》都是魯迅生前親手編定並公開出版的文集，兩書中魯迅關於廈門大學的議論，已不是私人話語而是公共輿論，說明魯迅認可這些評論。

魯迅在廈門時期留下的文字並不多，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文字是他和許廣平的通訊，另外還有他當時寫給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的信，這就是經常提到的《兩地書》和《華蓋集續編》中的“廈門通訊”“海上通訊”。　《華蓋集續編》和《兩地書》分別於1927、1933年公開出版。

《華蓋集續編》是魯迅1926年10月14日在廈門編定的，魯迅廈門時期的文章在《華蓋集續編》中單列一節名為“華蓋集續編的續編”，魯迅說：“在廈門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