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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交給任何一個人。有一些音樂家，如斯普林斯廷和U2，也許可以覺得自己是從大街上得到了啟迪，而我則是一個注重氣質和心靈的演員。我得到的啟示來自舞臺。

阿波羅劇院的牆上掛著傑基·威爾遜的照片。攝影師捕捉了他一條腿抬起，身子扭轉，剛好抓住麥克風前後搖晃那一瞬。他大概在唱那首悲哀的抒情歌曲《孤獨的淚水》（Lonely　Teardrops），但觀眾已為他的舞步驚的瞠目結舌。誰也沒有覺得憂傷或孤獨。

薩姆和戴夫的照片掛在走廊的盡頭，挨著一個老牌著名樂隊。爸爸和薩姆·穆爾很要好，記得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對我挺不錯，我又驚又喜。我原以為，那麼長時間我一直唱他的歌曲，他非給我一個大耳光不可。離開他們的照片不遠，就是那位“所有人的國王、炸藥先生、普利斯·普利斯先生本人”——詹姆斯·布朗的照片。在他出現之前，歌手就是歌手，舞蹈演員就是舞蹈演員；歌手可能舞蹈，舞蹈演員也可能唱歌，除非你是弗雷得·阿斯泰爾或是金·凱利，否則就總是在其中一樣上要更有特長。尤其在現場實況演出時更是這樣。可是他改變了這一切。當他跳躍著穿過舞臺的時候，沒有一盞聚光燈能追得上他——你只能用泛光燈。我就希望能跳得那樣好。

我們到底贏得了阿波羅晚間業餘歌手大賽的桂冠，我覺得應該回到那些掛在牆上的照片前，謝謝我的“老師們”。爸爸高興極了，他說那晚他簡直能飛回加里去。他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們當然也這樣感覺。在以前的比賽中，我和哥哥們一直都保持著第一名，這會兒我們希望也許我們已經往上跳了一個“級別”；我清楚的意識到，我們再也不會回到那些亂七八糟的比賽和脫衣舞表演當中去了。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們被介紹給一個叫做“小巧玲瓏和家庭基石”的家庭音樂小組，他們改變了我們的樂隊和生活。他們的姓並不都一樣，小組成員中有男有女，有黑人也有白人。那些年他們唱了一些深受喜愛的熱門歌曲，如《在樂聲中起舞》（Dance　to　the　Music）、《站立》（Stand）、《夏日的情趣》（Hot　Fun　in　the　Summertime）等。當聽到小矮人長高的故事時，哥哥們都指著我說那就是我，這回我跟他們一起大笑起來。我們從收音機裡聽過所有這些歌曲，甚至搖滾樂電臺也曾播放過。他們對我們傑克遜兄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們從他們那裡獲益匪淺。

從阿波羅回來以後，我們始終一邊練唱，一邊用一隻眼睛瞄著地圖，一隻耳朵聽著電話。爸爸媽媽曾規定，任何一個電話都不得超過五分鐘，可這次我們從阿波羅歸來，五分鐘都嫌太長了。我們必須時時保持線路暢通，以備萬一錄音公司的人想和我們聯絡。我們一天到晚提心吊膽，唯恐他們會碰上我們的電話佔線。大家特別想聽到的是一家錄音公司來電話，我們渴望給他們一個答覆。

就在我們等待的時候，有個看過我們在阿波羅表演的人已經把我們介紹給了紐約市戴維·弗羅斯特主持的電視節目。我們就要上電視了！這真是個天大的喜訊。我把它告訴了學校裡的每個人，誰要是不信，就告訴他兩遍。幾天之內我們就要開車去紐約了！我一分一秒的掐著時間。我對整個旅途作了設想，努力想象著演播室該是什麼樣子，面對攝像機鏡頭時又會是什麼樣子。

我帶著老師為我提前佈置好的家庭作業回了家。我們還得最後彩排一遍，然後還得把要唱的歌確定下來。我拿不準我們會唱些什麼歌。

可是就在那個下午，父親宣佈紐約之行取消了。我們一下都愣住了，只是瞪大眼睛盯著父親。

大家都震驚極了，我簡直就要哭出聲來。好機會近在咫尺，他們怎麼可以這麼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弗羅斯特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