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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十分重視學校，制訂“三舍法”。分太學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逐漸淘汰。上舍畢業生可直接任官，與科舉取士相同。

“科舉制度的改革”——王安石在原則上是反對科舉的，他主張以學校取士來替代科舉。然而學校不能一旦而興，科舉也不能一旦而廢，於是乃主張先改革科舉的考試科目，及考試的方法。

我們把上述四個方面一共13項變法的大致內容瀏覽了一下，就會覺得奇怪。因為這次變法涉及的方面很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都有，包括了許許多多的大事小事。面對這麼一大堆方案，每個人只能提提意見，發表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已，不可能立刻提出一個籠統的“贊成”或者“反對”的答案。

可是事情就有這麼奇怪，就在青年皇帝一再表態堅決支援實行變法那一年的下半年，不少重要官員，文人學者，都公開反對新法，希望皇帝不要採用新法。帶頭提出反對意見的，就是司馬光。

這是什麼原因？是司馬光為人不夠正直，抑人揚己？不是。在當時，比王安石大兩歲的司馬光成名比王安石更早。他受父親司馬池的薰陶，篤誠好學，為人老成，15歲時所寫文章“有西漢風”，20歲就中了進士。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信念，沒有根據，他是絕不會隨便批評別人的。是他與王安石不熟，不瞭解王安石的為人？也不是。他和王安石同朝為官，年齡相仿，同為群牧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同居翰林學士，互相尊重，常和呂公著、韓維四個人一起聚會，言談終日不倦，時稱“嘉祐四友”。正因為他很瞭解王安石的志向與才能，所以他對王安石的評價，比當時任何人為高。在給王安石的第一封信中，他說了以下這樣一段話：

變法是一場大悲劇（3）

竊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享譽天下）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很不容易請他出來工作）。識與不識（認識他與不認識他的人），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鹹被其澤也。（大家都說王安石不出來工作則已，一旦出來工作，立刻可致太平，老百姓都會受到他的恩惠）。

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之高，可謂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那麼，他為什麼要起來反對新法呢？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他在王安石所寫的新法方案中發現了嚴重的錯誤傾向，所以急不可耐地起來阻止。這也反映了他對朋友的一片赤誠。本來，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面對面的爭論還不會發生得這麼快，是一件偶然的事引發了這場爭論。

公元1068年的11月，政事堂因為河朔發生旱災，需要救濟，國用不足，請求在明春祭天大典之後免賜文武百官的一筆銀絹。這筆絹銀屬於獎金性質，經濟困難的時候可以不發。這時的司馬光與王安石都是翰林學士，皇帝請各位翰林學士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司馬光首先表示態度：“既要救災，理當節約，免賜銀絹一事可以同意。”王安石卻說：“國用不足，不過是缺少善於理財的人，這事好想辦法。”司馬光立即指出：“所謂善於理財，不過是在民間斂財而已。”王安石寸步不讓，反駁說：“不然，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聽到了這樣一句話，平時心平氣和極有修養的司馬光不禁心頭火起，立刻提出：“天下哪有這種道理！凡是天地之間所生的財貨百物總有一定的數量，這些東西，不在老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如果當官的想方設法要從老百姓手裡奪取財物，那實在太容易了。西漢時代的酷吏桑弘羊欺騙漢武帝說：只要實行一些新的財政政策，就可以民不益賦而國用饒，這和你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是一個意思。你們這次變法中所提出的‘均輸法’與‘平準法’就和桑弘羊提出的完全一樣，名稱也都相同。小商人出身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