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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葬禮，寫了著名的《訪蘇歸來》等一系列文章。紀德本人是蘇聯的同情者，認同社會主義事業。但他在蘇聯十週的經歷，完全改變了他對蘇聯的印象。在莫斯科，紀德的感想是：“在這裡，關鍵是讓人人相信，已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後會更好；還讓人相信，任何地方都不如他們幸福。要做到這一點，只有防範同外界（我是指國界之外）的一切交流。正是藉助於這種做法，哪怕生活在同樣水準，甚至水準明顯低的情況下，俄羅斯工人也自認為很幸福，比法國工人還幸福，而且幸福得多。他們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賴和無知構成的。”29

紀德觀察到：“蘇聯公民對國外一無所知。更有甚者，他們還都確信，外國各個領域都遠遠不如蘇聯。這種幻想始終巧妙地維繫著，這的確很重要，每個人即使不太滿意，也還是慶幸受這種制度保護，會免除更大的苦難。”比紀德早一年到過蘇聯的羅曼？羅蘭，同樣看到了真相，可惜當時不敢寫出來。1935年夏天，羅曼？羅蘭應高爾基的邀請到蘇聯訪問，他在蘇聯的觀察分為兩面，一是真實的感受，一是表面的客套。羅曼？羅蘭把自己真實的感受寫在日記中封存，要求在五十年後公開。可見當時對蘇聯的觀察並不是有沒有真實判斷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勇氣講出真實的問題。紀德和羅曼？羅蘭的觀察恰好說明這一點。

羅曼？羅蘭在《莫斯科日記》中說：“蘇聯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價而得到強化。來自國外的訊息本來能使蘇聯勞動者對他們國境之外的世界上的事態具有正確的概念，但這種訊息卻遭到系統的隱瞞和歪曲。我確信，他們傾向於低估，並且有時甚至是過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30

1932年，費邊社的創始人韋伯（舊譯韋勃）夫婦到蘇聯訪問，後來出版了《蘇聯印象記》，韋伯夫婦對蘇聯的印象很好，完全是正面評價。他們認為：“蘇聯的民眾已經認識清楚，社會環境的壓力，以前曾剝奪他們充實的生命之自由與機會，現在這壓力卻經過了改造，給予每一個人選擇職業與選擇居住的較多的自由，給予每一個人較多的休息與假期，給予每個人較多的消費品，給予每一個人較大的責任與酬報，使每一個人估量他自己的能力，有積極參與集團工作的機會。”31韋伯認為社會環境的統制與改造“確實將增進他們個人的自由”。

因為韋伯夫婦在思想上傾向社會主義，所以對蘇聯的感受也非常自然趨於正面評價，但歷史最後證明，早年對蘇聯的正面評價，其實是歷史的錯覺造成的。

1945年夏天，郭沫若對蘇聯進行了五十多天的訪問，後來寫出了《訪蘇紀行》，郭沫若對蘇聯的觀察自然完全是正面的。他認為自己是抱著“唐僧取經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蘇聯去的”，因為“蘇聯值得學習的東西太多了”。32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總之，對一種制度的深刻洞察力，常常取決於知識分子的基本思想傾向。這一點，我們從瞿秋白上世紀20年代初寫出的《餓鄉紀程》與《赤都心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同樣道理，1972年，和西南聯大知識分子前後到中國來的義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對中國的觀察卻與他們完全不同。

1973年紀錄片《中國》上映不久，周恩來會見楊振寧。楊振寧對周恩來說：“我不知道周總理是否認識安東尼奧尼，他是義大利很有名的導演。去年來中國訪問了很久，後來又拍了一個電影。這個電影我沒看過，一般看過的中國人都不喜歡。後來，我看了一個比較‘左傾’的小報紙，上面有一箇中國學生的分析，我覺得很深入。這個人大概是個學電影藝術的，他說，這個電影表面上看不錯，但如果你對安東尼奧尼過去的電影手法有點了解的話，你就知道他是在惡毒地攻擊中國。他舉了一個例子，在電影結束時有兩個場面，一個是有一群小孩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