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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算，大膽提出了一個“按全廠利潤3％的標準提成的聯利計獎”方案，先在各車間、部室幹部會上討論透過，後在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透過。他在會上說：“現在我們廠各車間、部室承包方案都明確了，新的工資獎金分配方案都實施了，效果很好。可是，我們廠領導怎麼辦呢？我們與下面承擔的責任不一樣，分配也應當不一樣。但是，總得有一個辦法呀。蓋著葫蘆搖也不是事呀！我們的收入過低了，家庭的生活解決不了；收入過高了，大家也不服氣。我們經過測算，按照3％的標準提成給我發獎金，是比較科學合理的。副廠長按我的70％發放。”幹部會、職代會一致透過了這個辦法。

從1992年起，金箔廠何大福和他的助手們收入大大提高。隨著企業利潤的不斷增加，何大福從每年的幾萬元逐步增加到數十萬元，成了當地工業戰線上帶頭致富的人物。

若干年後，當年那位常務副縣長退居二線後，何大福碰到他，對他說：“當年跟你要一千元一月，你說我思想不健康，今天我要跟你要一萬元一個月了。”副縣長連連說：“應該！應該！”

又過了幾年，那位副縣長退休，何大福對他說：“當年跟你要一萬元一個月，現在我要跟你要十萬元錢一個月了。”副縣長還是連連說：“應該！應該！”

一篇傳世的論分配“檄文”（1）

關於分配的事，何大福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從省內外邀請了省委黨校、新聞界、社科院、幾所大學等單位近三十多名研究分配理論的專家學者，聚集到金箔廠會議室，專題舉辦一場“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理論與實踐的探討”論壇，並且邀請當地政府分管領導和勞動局領導參加。會上，何大福“拋磚引玉”首先發表了一篇《　論企業分配製度的改革　》論文，讓大家先看。這篇向傳統分配製度直接叫板的“戰鬥檄文”，雖然發表的時間是90年代初期，但當時令參會者振聾發聵、耳目一新。

在與會者草草看了一遍後，何大福進入主題的開場白。

何大福說：“金箔廠在改革開放早期進行了三大制度改革，其中一項就是對分配製度的改革。這個問題在改革開放當中是最棘手的，也是一個政府部門不想碰、企業無法碰、大多數人不敢碰的禁區。實踐使我感到，舊的分配製度是企業改革的主要障礙，分配製度的改革是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根本措施。這個禁區如果不突破，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不能順暢地進行下去，中國的企業改革就會半途而廢，中國的企業也就不叫企業，而成為政府的一個部門、一個機關、一個事業單位。所以，這個禁區在金箔廠必須要突破。”

何大福說：“自1984年起，在我到金箔廠主持工作期間，我就將這一問題當成企業改革開放的一個重點，不斷地進行大膽探索，不斷地進行各種各樣分配製度的嘗試，並在這個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獲得了好的成效。實踐證明，金箔廠分配製度的改革是成功的，是完全符合###主義關於分配的理論，符合黨中央的精神，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但是，我的這種積極進取的改革，卻受到來自各方面的非議。為此，我認為必須在理論上分清是非。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沒有實踐的理論，是空頭理論。我們必須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何大福的開場白，引起了與會者的極大興趣。

有位領導在會上直接問何大福：“照你這麼說，難道我們現行的分配製度不是按勞分配嗎？”

何大福答：“我個人認為不是真正的按勞分配。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將分配製度固定化、模式化、絕對化。這種做法帶來了很多弊端。記得當年我在化工廠工作時，工資拿了十幾年都是元，我的師傅也是拿元，我的徒弟也是拿元，我徒弟的徒弟還是拿元，國家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