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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補充；張淑賢的《精神分析與張愛玲的》（《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89年第2期。），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做出精闢論證，這些論文都為以後的張愛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等等。

第三章　大陸學界對張愛玲的政治文化身份之爭（2）

雖然張愛玲研究在學術上已經逐漸升溫，但是流行的文學史上仍然見不到對張愛玲的論述。張愛玲真正在文學史上“浮出歷史地表”，最早是在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簡史》中出現，但較為簡略。隨後，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等人合作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在論及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三個十年中，用了大約八百多字來寫張愛玲，指出張愛玲作品既有“古典小說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說色彩”，兼具古典和西洋小說的風格。由於《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在現代文學史編寫上的重要影響，以後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和大學裡的現代文學史課程也都為張愛玲留下位置。

到九十年代以後，張愛玲熱逐漸升溫，許多大學中文系的師生都在做關於張愛玲的論文。對張愛玲小說中的意象、結構、心理描寫、女性主義等等方面都有論文在研究。劉鴻音在《蔥綠配桃紅參差對照的藝術——張愛玲的及其他》中，指出張愛玲小說在應用傳統的章回小說的藝術特色的同時，又能夠具備現代心理小說的特點，是一種“傳統”與“現代”的完美結合，同樣，姚玳玖在《闖蕩於古典與現代之間——張愛玲小說悖反現象研究》中既肯定了張愛玲小說營造的“古典”的形象世界，也指出小說對現代的感悟與破譯，表現出筆下人物在古與今、中與西的文化縫隙中不斷沉淪的精神狀態。也正是在這幾年，一批關於張愛玲的傳記相繼出爐：王一心的《驚世才女張愛玲》、於青的《天才奇女張愛玲》、阿川的《亂世才女張愛玲》和餘斌的《張愛玲傳》。無可諱言，這些傳記大多帶有商業炒作的痕跡，但在另一個方面也說明這時的張愛玲影響之大。一些當代的中國作家如蘇童、葉兆言、王安憶等在寫作上與張愛玲的風格相近，已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在這一時期，針對張愛玲熱的現象，學界也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這些聲音的焦點大都涉及張愛玲的政治文化地位，較少深入到張愛玲作品的內在藝術性上。相關的文章主要有陳遼《關於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幾個問題》，《張愛玲的歷史真相和作品實際不容遮蔽》（《天津文學》1996年第2期），，《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三大分歧》，（《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裴顯生的《談淪陷區文學研究中的認識誤區》（《文藝報》，2000年4月18日）等，與之持相反論點的則有張泉《史實是評說淪陷區文學的唯一前提》（《文藝報》2000年3月28日），《淪陷區文學研究應當堅持歷史的原則》（《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1期），《關於淪陷區作家的評價問題——張愛玲個案分析》（《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古遠清《張愛玲是文化漢奸嗎？》（《今日名流》1996年第9期）等文章。他們的這場論爭，涉及到張愛玲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當值得我們再來做一次檢視。

毫無疑問，在民族國家的現代文學敘述框架下，張愛玲是註定要被“埋沒”的。在二十世紀末的張愛玲熱中，她的身份也始終是一個敏感問題。在《張愛玲熱要降溫》中，陳遼宣稱張愛玲是“文化漢奸”，並列出三條理由：第一，在上海淪陷時期，她與大漢奸胡蘭成先同居後結婚。第二，張愛玲發表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是在淪陷時期的敵偽主機板的刊物和報紙上發表的。第三，抗戰勝利後，張愛玲對大漢奸胡蘭成仍然是一往情深，不辨民族大義。之後，陳遼先生在《關於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進一步對淪陷區作家做出劃分，認為淪陷時期有四類作家，四類作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