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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卻也不再那麼強調。對此他在先於專欄寫的一篇《文藝的討論》380中講得最清楚：“我以為文藝是以表現個人情思為主，因其情思之純真與表現之精工，引起他人之感激與欣賞，乃是當然的結果而非第一的目的。”至於他說：“我想現在講文藝，第一重要的是‘個人的解放’，其餘的主義可以隨便；人家分類的說來，可以說這是個人主義的文藝，然而我相信文藝的本質是如此的，而且這個人的文藝也即真正的人類的——所謂的人道主義的文藝。”與《新文學的要求》所云“這文學是人類的，也是個人的”也是一致的。“自己的園地”一輯是周作人自一九二一年初開始的思想轉變過程中的產物，這一轉變此時尚未徹底完成。有一點訂正值得注意，即針對“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重加界定說：“即使如我先前在《平民的文學》一篇文裡，用普遍與真摯兩個條件，去做區分平民的與貴族的文學的標準，也覺得不很妥當。我覺得古代的貴族文學裡並不缺乏真摯的作品，而真摯的作品便自有普遍的可能性，不論思想與形式的如何。……平民的精神可以說是淑本好耳所說的求生意志，貴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說的求勝意志了。……我想文藝當以平民的精神為基調，再加以貴族的洗禮，這才能夠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學。”381不僅對相關問題重新有所釐清，更意味著他從此不再站在社會立場去理解文學。當進而說：“倘若把社會上一時的階級爭鬥硬移到藝術上來，要實行勞農專政，他的結果一定與經濟政治上的相反，是一種退化的現象，舊劇就是他的一個影子。”已經為他日後不能認同“無產階級文學”打下底子了。

“自己的園地”最有意義之處，與其說是申明瞭作者的文學觀，不如說是樹立了他的批評觀。“各人的個性既然是各各不同，（雖然在終極仍有相同之一點，即是人性，）那麼表現出來的文藝，當然是不相同。現在倘若拿了批評上的大道理要去強迫統一，即使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實現了，這樣文藝作品已經失了他唯一的條件，其實不能成為文藝了。”382這一觀念貫穿整組文章始終，尤其體現在關於郁達夫的小說集《沉淪》和汪靜之的詩集《蕙的風》的評論中，當時二書頗受攻擊，周氏特為辯解，並分別釐清了“不道德的文學”與“情詩”的問題。——以後阿英說：“《沉淪》、《情詩》二評，在中國新文###動史上，可說是很重要的文獻。”383周作人把人道主義作為文明社會的道德底線加以堅持；這條線上的一切，皆應在寬容之列。他拿這個寬容的眼光去看待傳統文化，態度也與當初寫《人的文學》時有所變化。周氏說：“研究本國的古文學，不是國民的義務，乃是國民的權利。”384因為不是義務，“所以沒有服從傳統的必要”；因為有此權利，所以不應盲目拒絕傳統，何況其中多有值得新文學借鑑之處。這就為他以後對於包括“本國的古文學”在內的傳統文化的重新甄別評估奠定了基礎。　。。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20）

周作人對於寬容的強調始自新村運動，現在已成為其人道主義思想的核心，並不限於文學批評一隅：“不濫用權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發展是寬容，任憑權威來阻遏自己的自由發展而不反抗是忍受。正當的規則是，當自己求自由發展時對於迫壓的勢力，不應取忍受的態度；當自己成了已成勢力之後，對於他人的自由發展，不可不取寬容的態度。”385在周作人看來，“權威的迫壓”不僅來自於守舊的或少數的一方——這是他和他的同志們在過去的幾年間所著力反抗的——還可能來自與之對立的一方，所以說：“君師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應該反對；民眾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也是應該反對的。”386

周作人如此說法，似乎不無隱憂； 沒過多久，所擔憂者就成了事實。這年三月，上海、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