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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關心家裡，照顧弟弟和父親，而蓋世太保的威脅更是家常便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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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戈特和埃裡希·昂納克（4）

1943年，父親被徵入國防軍，瑪戈特便帶著弟弟單獨留在家裡，並開始接受接線員的訓練。在西里西亞的希爾施貝格她的祖母家，她見證了戰爭的結束。在她眼中，蘇聯紅軍戰士是眾所期待的解放者。她排斥在希爾施貝格也同樣出現過的強姦事件，“是啊，上帝，是聽說過，也經歷過……但那是戰爭，是戰亂，有什麼辦法。”就像埃裡希·昂納克忽視了在馬格尼託格爾斯克的那些快要餓死的強迫勞工一樣，年輕的瑪戈特·費斯特也忽視了蘇聯紅軍的大規模姦淫和掠奪行為。批判蘇聯，對兩人來說一生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即使在民主德國後來出現批判斯大林聲音的時候，他們兩人也從來沒有和斯大林劃清界限。被納粹迫害和堅定不移信仰蘇聯的經歷也許要比最初的相愛和權力的吸引力更加緊密地將兩人結合在一起。“對於一個來自反法西斯的家庭的人來說，一個更好的社會制度意味著人道主義。而瑪戈特·昂納克將人道主義定義為社會主義，”她一個多年的同事，戈爾特·威爾姆斯這樣描述年輕的瑪戈特的理想。漢斯·莫德羅，後來的民主德國總理，他的看法也很相似，“用埃裡希·昂納克的話來說，他想用社會主義來消除兩人在他們的童年時代所經歷的貧窮、壓迫和迫害。”但面對令人不快的現實，他們又共同閉上了眼睛。當埃裡希和瑪戈特·昂納克隨著權力的增長不斷扭曲自己的理想時，他們誰也沒有提醒對方要掌握好分寸。

不管怎樣，共同的理想、相互的好感，以及從開始就必須共同面對來自外界的攻擊，這些都是促成埃裡希·昂納克和瑪戈特·費斯特的因素。他們在給斯大林拜壽的莫斯科之行時發生的關係當然沒法掩蓋——並且壓力來了：總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把埃裡希·昂納克和他的妻子艾迪特·鮑曼送到多爾尼茨湖畔的一所統一社會黨療養院“短期休假”，讓他們和解，並且還用黨內的一系列後果來威脅昂納克。但一切都無濟於事，昂納克仍然和瑪戈特·費斯特保持聯絡。他的妻子於是用一封充滿絕望的信求助於烏布利希，並請他再次干預：“我只是想向你簡短地彙報一下我們‘度假’的結果。這是一次療養，瓦爾特，卻是一次痛苦的療養……他自責，感到絕望：沒有了黨的工作他就無法活下去。多年以來，他像牲口一樣在德國自由青年聯盟工作，現在就這麼不體面地離開，他輕易地把一切都毀了：黨的信任，他和我的關係。他知道，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他的內心遭受著折磨，儘管他曾經努力像其他人那樣去處理這件事，但他再也離不開那個小姑娘了。此外我還聽說，她已經三次殘酷地提出讓他和我分開……如果還有一條出路的話，那麼只有這樣，把（瑪戈特·費斯特）——因為埃裡希目前還沒有退出青年工作——從青年工作中排除出去，讓她回到薩克森…安哈爾特……”然而瑪戈特·費斯特在黨內也有反對把她調走的說情者，其中就有威廉·皮克。

1949年，在他當選民主德國國家主席時，年輕的瑪戈特就已經引起了他的注意，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當時她作為人民議院最年輕的議員為他獻上了一束鮮花作為祝賀。她崇拜年邁的皮克，並把他和德國第一個工農政權的建立聯絡在一起。因為獻花，她也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被媒體所關注，是她上升之路的一塊里程碑。反過來，皮克也很疼愛這個年輕的後起之秀。現在他伸出了對瑪戈特·費斯特和埃裡希·昂納克兩人的保護之手。但是，在統一社會黨內還有足夠多的反對者，首先是埃裡希·昂納克的競爭者，他們盡力想透過道德的壓力淘汰掉一個令人不快的黨內同志。然而，埃裡希·昂納克頂住了壓力，他確信，瑪戈特是他做出的正確選擇。當然，黨組織不可能就像什麼也沒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