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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這個問題多少有些麻煩。因為，這要從中華民族幾千年不變的儒家文化背景說起。對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自漢代以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撰寫歷史的一隻筆，就無一例外地捏在儒家文化人手裡，他們的思想一脈相承，手法大同小異。他們按照自己對文化和文明的認知，對手頭擁有的史料進行有意或無意的取捨，只有那些符合儒家倫理綱常的內容才得以傳世，可以想象，留給後人的自然就是一個口徑一致的歷史。而那些不幸被刪減的內容，則不得不淪為野史或傳奇，任其自生自滅了。

這有些像走路。幾千年前我們無意間走上一條單行道，然後順著就一直走下來。單行道很平坦，走起來很舒服。可是很少有人想過，單行道以外的道路是什麼樣子。歷史有沒有可能存在另外一個層面，文明會不會還有另外一幅模樣？

所謂儒家文化，說到底，就是一套符合儒家思想的價值取向。儒家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在這樣一套框架下，從三皇五帝、中原逐鹿，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從最初牽強附會的禪讓到後來圖窮匕現的篡權，乃至再後來的諸侯爭霸、七國歸秦，以及幾千年掛在嘴上且銘於五內的仁義道德、三綱五常等等，這些中原文化的正統思想都有了統一的合乎儒家邏輯的解釋，儒家的史論終於站住腳跟，成為這個大一統國度的最厲害的思想武器和最持久的文化核心，甚至二十世紀以後西方傳過來的唯物史觀，也不得不遷就中國的傳統。

不信你就去看看號稱“信史”的《史記》吧！從黃帝軒轅氏開始，到始皇帝嬴政，中間的時間跨度近三千年，司馬遷先生居然還能找到他們之間一脈相承的血緣關係——秦始皇嬴政的先祖，是黃帝軒轅氏的嫡孫高陽（“五帝”之一的顓頊帝）的一個女性後代。說是某年春天，這位名喚“女修”的小姑娘正在織布，天上飛過一隻燕子，飛著飛著忍不住下了個蛋，巧得很，小姑娘也剛好仰起頭、張開嘴，這枚有趣的蛋就劃了一道美妙的弧線，不偏不倚正好掉進她的肚子裡，於是孕育了堂堂始皇帝的始祖“大業”。要說這故事並不新鮮，和商湯的始祖“契”的誕生是同一個版本，是司馬遷把《詩經&amp；#8226；玄鳥》中“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描寫，照搬到了女修身上。

司馬遷這樣編故事的目的，說白了，也就是想以血統的合理性來證明這些政權的合理性而已。到了漢高祖劉邦，實在和黃帝炎帝扯不上關係了，太史公就編出他的母親劉媼“嘗息大澤之彼，夢與神遇”（曾經在水邊做夢遇見天神），“蛟龍於其上”。老太太年輕時居然是和誰也沒見過、但誰也不能不敬畏的“蛟龍”發生過*，這才生下了劉邦。劉邦是正版“龍種”，自然天命所歸！有了這個故事作背景，於是自劉邦以後，中國皇帝便以“龍”自居，號稱“真龍天子”。“龍”這種想象中的動物，從此被推上了神壇，成為頂禮膜拜的物件。

凡此種種，正因為儒家文人對歷史的主觀干預，精心構築了以人倫為主線的華夏文化體系，凡是不符合這一套評價標準的非“夷”即“蠻”，人們終於逐漸淡忘了文明傳播的其它可能的路徑。

“敬天法祖”、“尊王攘夷”這些儒家觀念，為戰亂不息的古代中國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思想體系和倫理秩序，其進步意義不言而喻。但對於所謂“蠻夷”，未免不公！

因為除了儒家史論提供的這條線索之外，文明是可以另僻蹊徑的。在另一條平行的線索上，它可能和中原文明有重合，有衝突，有交匯，但總體而言，它採取的是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方式，是教科書上沒有的方式。你看如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