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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共和”雜誌上讀到一篇“論充足的國防”的文章，內中觀點打動了他，為此，他在日記中摘錄了一大段，併為之翻譯，而且又續寫了一大篇讀後議論。那篇文章的大旨是反對擴軍備戰，認為真正的國防不在於軍備，而在於與是接認明如何共處。胡適接過來發揮，“增軍備，非根本之計也；根本之計，在於增進世界各國之人道主義”。當此一戰如火如荼之際，胡適宏宣人道顯得如此之迂。“今世界之大患為何？曰：非人道主義是已，強權主義是已。弱肉強食，禽獸之道，非人道也。以禽獸之道為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武裝和平’者，所謂‘以暴易暴’之法也。以火治火，火乃益燃；以暴易暴，暴何能已？”　此時胡適思想上正深受老子“不爭”、墨子“非戰”之影響，可是，他不知道，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有時不免以暴易暴。無論胡適此時正經歷的一戰，還是後來的二戰，俱賴美國以強大的軍備介入而弭平。

胡適的觀點不切時用，但其思想本身依然值得珍視：

“今之持強權之說者，以為此天演公理也。不知‘天擇’之上尚有

‘人擇’。天地不仁，故弱為強食。而人擇則不然。人也者，可以勝

天者也。吾人養老而濟弱，扶創而治疾，不以其為老弱殘疾而淘汰之

也，此人之仁也。或問墨子：‘君子不鬥，信乎？’曰：‘然。’曰：

‘狗彘猶鬥，而況於人乎？’墨子曰：‘傷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

同於狗彘！’今之以弱肉強食之道施諸人類社會之國家，皆墨子所謂‘

行則同於狗彘’者也。”（同上）

胡適認同達爾文的進化論，但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天擇”的本義是不違逆自然選擇，是天下生物體對自然的順應，不意被偏轉為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吞噬，這是達爾文的悲劇。

隨後，胡適把話題轉到故國，“今之慾以增兵備救中國之亡者，其心未嘗不可嘉也，獨其愚不可及也。”因為在20年內，無論中國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軍備上和日本俄國英法等抗衡，何況人家也不會坐等。彼此無有已時，戰禍仍不可免，世界和平終不可得。於是，胡適又提出他的根本之計：“根本之計奈何？興吾教育，開吾地藏，進吾文明，治吾內政：此對內之道也。對外則力持人道主義，以個人名義兼以國家名義歷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一面極力提出和平之說，與美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國際道德進化，則世界始可謂真進化，而吾國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同上）但，根本之計，緩不救急，面對問難，胡適應之曰“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同上），所能做的，便是這些，急並不解決問題。胡適留學時形成的這一思想，一直流貫到1930年代中國抗日戰爭的前期。面對日本的挑釁，胡適總是主張避免衝突，埋首內政，尋求妥協，仰仗國聯。可惜，時勢不依人，這條路終究未能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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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尼采的“遺毒”（1）

在《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札記中，胡適第一次涉及到德國哲學家尼采。他是在批判德國將領卑恩赫低（Bernhardi）所宣揚的“國際###”時，把尼采作為其思想資源來評論的。卑氏認為：國與國之間強權即公理，所謂國際###，也就四個字，弱肉強食是也。卑氏所推崇的“強權”，其理論根源即來自尼采。因而胡適指出：“強權主義（The　Philosophy　of　Force）主之最力者為德人尼采（Nietzsche）”。在接受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濡染的胡適看來，“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為界”，這是密爾的話，胡適多次徵引；同時他也徵引邊沁的樂利主義話語（今通譯為“功利主義）：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乃為道德之鵠。以此為倫理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