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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爾大學分會主席的他還在學校裡組織各國學生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驗。這是他在10月30日的日記：“夜，予忽發起於世界學生會餐堂內作‘遊戲投票’，選舉美國總統。”是時總統候選人有四，他們是代表民主黨的威爾遜，代表共和黨的塔夫脫，代表從共和黨分裂出來另組進步黨的老羅斯福和代表社會黨的德卜。各國學生有53人投票，中國學生15人，結果威爾遜得票最多。事後，胡適在日記中對來自各國學生的票數進行了分析，就中國學生的選票流向，胡適寫到：“吾國人所擇Wilson與Roosevelt勢力略相等，皆急進派也，而無人舉Taft者。又舉社會黨者二人，皆吾國人也；此則極端之急進派，又可想人心之趨向也。”　這是什麼“趨向”呢？可以這樣比較，南美的學生幾乎沒人把票給羅斯福，因為他“嘗奪巴拿馬於哥倫比亞，迫人太甚，南美人畏之，故不喜之。”而菲律賓學生把票都投給了威爾遜，是因為“民主黨政綱許菲島八年之後為獨立國，故舉之。”就這兩地學生言，他們的票顯然是跟著本國的利害關係走的。中國學生不然，他們和美國沒有任何利害，他們的投票完全取決於他們的價值認同。很明顯，由威爾遜代表的民主黨是激進的，很能得中國學生的同情。共和黨雖然是保守的，但從這個保守陣營中分化出來的羅斯福也是激進的（他的黨號為進步黨），因此也能得著中國學生的同情（這同時也是他們兩人票數相伯仲的原因）。甚至更為激進亦即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社會黨也能得上兩票，這僅有的兩票都來自中國學生。而唯獨代表保守勢力的塔夫脫，在中國學生中卻一票也沒有。這，說明了什麼？

1988年餘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25週年的紀念講座上作過一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的講演，它開啟了世紀末的中國知識界對一百年來激進主義的反思。在餘看來“中國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其實，不獨如此，中國近代政治史也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這相為表裡的兩個過程，其起點都是1898年。這一年在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分別發生了對後來影響至巨的兩件事：一件是康梁發動了沒有成功的戊戌維新，一件是嚴復翻譯的“進化論”（《天演論》）問世。這兩件事事實上開啟了20世紀中國思想史和政治史的閘門。所謂“維新”便是“唯新”，唯新是求，一個“新”字便構成了那個時代計程車大夫們的意識形態，有誰能抵擋它那“奇里斯馬”般的魅力？而“新”在於“進”，不進不新，被誤讀了的“進化論”（最明確的證據是翻譯它的嚴復不是一個激進主義者）又成為務“新”的路徑，而且是唯一的路徑。於是，愈進愈新，越新越進，從思想到政治，終至成了一發不可收的激進。本來康有為的“君主立憲”相對於兩千來年的皇權社會已經石破天驚，可是曾幾何時，康梁的維新已經成了保守的代名，維新直趨革命，而革命的目的三波兩折又由康有為的“大同世界”直下“munism”。一個世紀下來，一味求進的我們突然發現20世紀是倒著走完的。這“欲進還退”的歷史難局不得不讓我們反思，我們不得不重新考量進步、進化、激進、革命、革新這些充分被我們浪漫化和理想化了的詞。由於這些詞主宰了整個20世紀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以至在我們的精神座標上，和這些詞對立的“保守”、“守舊”則天然成為一種價值上的落後，甚至反動。風起於青萍之末，世紀之初，風習正在形成，不獨海內，甚至海外，年輕的留學生更是得風氣之先，他們正感染著胡適說的“人心之趨向”，這也就解釋了他們為什麼寧可把票投給德卜也不會投給塔夫脫。

六　模擬大選中的“激進”與“保守”（2）

可是，“塔夫脫”怎麼了？保守難道不是一種價值，尤其在舉國激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