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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日本朋友到家裡吃湖南菜。對於湖南，她們並不太瞭解，但說起那裡是毛澤東的故鄉，她們就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平常我都是在近中午的時候才起床，不過，今天算是起早了，早上九點，我就起來衝了個澡，簡單收拾了一下，開始買菜、切菜，準備下午請客。久美子則在一旁逗著兒子玩。兒子已經四歲了，日語跟英語都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單詞，我覺得他的樂感也很強，有時候還能隨著音樂手舞足蹈，看著他的成長，我總是樂在心頭。

十一點，我急急忙忙換好西裝，跳上剛買的新車，開往西新宿的一家西餐廳。我和名高約好在那裡見面。十一點半，我到了餐廳，一邊吃漢堡套餐，一邊和名高交換對近來歌舞伎町形勢的看法。我和名高保持每週見一次面，有時一起吃午飯，有時晚上一起去喝酒，席間談些新宿的時事，這已經成了一種習慣。

下午一點，我回到家，又迅速換下衣服，把早上準備好的冷盤一氣做好，由妻子擺到桌子上。兩點開始，她的朋友陸陸續續地來齊了。

我為她們沏泡好烏龍茶，滿面笑容地做著即將上桌的熱菜。電視裡放著全家到中國旅遊時拍的錄影，我還不時為他們客串解說，恭維妻子，說些笑話讓大家高興。後來，她們也把話題轉移到我兒子身上，說我的兒子長得又秀氣又聰明，將來一定是一個帥小夥。她們都問我有沒有為孩子設想未來，我和久美子對視了一眼，久美子摸著兒子的腦袋，說：“我的丈夫希望孩子以後成為一個芭蕾舞明星，不過，我覺得他要是能成為像木村拓哉那樣的影視歌三棲明星會更好一些。不過，我們兩個人的想法都是讓孩子成為演藝明星，但是，最終還是取決於孩子自己的潛質適合做什麼。”女人們聽說我們要把孩子培養成為明星，紛紛恭維起我們和孩子來，還圍著孩子照相，說是將來要是成了明星，這相片就是最好的紀念了。

下午四點，我向還在聊家常的久美子和她的朋友們說了聲“抱歉”，摸摸兒子的頭，吻了一下他的臉，然後快速換上便裝，背上攝影包，以七十公里的時速開車趕往青山大街的會場。

五點，時裝展覽會開始。我一個勁地搶著拍照。三十分鐘後，展覽會結束。我和相識的攝影記者、時裝評論家們聊著天，談論著時裝界裡的新鮮事兒。

正在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託尼。

“李哥！快來！出事了。”他的聲音很急切。

“出了什麼事？這麼慌張？”我鎮定地問道。

“你馬上趕回歌舞伎町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韓國皮條客開始站到我們的地盤上來了。”

我感到一陣緊張，趕快滿臉堆笑地和此間的同行們告別，然後飛快地奔向停車場，跳上車，一踩油門，車子颼地飛奔向目的地——歌舞伎町。

中央大街的路口上，託尼帶了幾名同伴正與七八個韓國人對峙著。

我站到了他們的中間。

“誰是你們的頭？”

韓國皮條客都一致拼命做出嚇人的表情，一齊瞪著我。一個看上去像是他們的“頭兒”的彪形大漢邁出一步，用日語說到：

“從今天開始，我們也要站到這條街上！”

我的背後是隨時都打算撲上去的託尼他們。這時候，誰也不能表現出一絲一毫的退縮，否則就等於提前承認了自己的失敗，所以，我們的敵人也做出一副臨戰的姿態。

“中央大街和第一番大街是我們的地盤。你們韓國人的地盤不是在櫻花大街嗎？”

聽到我這話，那個彪形大漢將一張大臉皺在一起。

“沒那事！從今天開始，我們也要站在這裡！”

他說著，還發出一陣怪笑。

正在這時，從靖國大街上走過來一個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