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 荀悅(第3/4 頁)

行止者”，不能算做未依法躲避。

（二）政治思想的價值判斷

荀悅提出的 “六主”“六臣” 論具有重要的價值判斷標準。“六主” 分別是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六臣” 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他以兩漢各代君臣為例，分析了不同品類的君臣對政事的影響。荀悅劃分、品評君主類別的標準是能否做到 “為人、從義、先公後私”。“王主” 能夠 “為人”，可以 “致興平”；“治主” 能夠 “從義”，能行其政；存主 “先公而後私立”，能保其國。而哀主、危主、亡主處理政事無法做到上述標準，結局也大不一樣。“哀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

對於臣的品類劃分，王臣 “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良臣 “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上德”；直臣 “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遏非，不避死罪”；具臣 “奉法守職，無能往來”；嬖臣 “便辟苟容，順意從諛”；佞臣 “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惟利是務”。

荀悅分析各類君臣之所以出現差別的原因在於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暗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

（三）鑑戒史觀的意義

荀悅的鑑戒史觀對國家興衰有著重要意義。他認為能不能汲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是國家興衰的重要原因。荀悅著《漢紀》的目的，就是要 “綜往昭來”，述 “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以便 “瞻前顧後，是紹是繼”，讓統治者 “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作為 “有國之常訓”。該書有意識地分立了監戒、廢亂、兵略、政化、華夏之事、四夷之事等十六個方面，供統治者 “廣視聽”“參得失”。

荀悅是中國歷史上旗幟鮮明地提出寫歷史要為政治服務的第一人。他在《漢紀》中精心撰寫的四十多篇史論，詳細探討了西漢二百多年的成敗得失和歷史教訓，目的在於為統治者提供借鑑，使歷史書籍更加緊密地同封建政治結合在一起，更有效地成為封建統治的工具。荀悅的鑑戒史觀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為後世史學家和政治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和借鑑。

四、歷史地位與評價

（一）歷史地位

荀悅在東漢末年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在文學方面，他的著作《申鑑》和《漢紀》展現出卓越的文學才華和深刻的思想內涵。《申鑑》對現實政治的評論和對讖諱符瑞的譏刺，切中時弊，繼承和發展了西漢以來政論文傳統。其文章風格被明代何孟春評價為 “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漢紀》作為編年體史書，在史學史上具有開創性的地位，它不僅推動了古代史書編年體的成熟與完善，還為後世編年體史著述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史學方面，荀悅奉漢獻帝之命所作的《漢紀》，與《漢書》相互印證，為後人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其採用的編年體寫法和創新的 “通比其事，例系年月”“通連體要，以述《漢紀》” 的辦法，大大擴充了編年史的記敘範圍，增強了記事的條理性。同時，《漢紀》中的論贊部分也為後世史學家提供了借鑑。

在思想方面，荀悅的法律思想和政治思想具有獨特的價值判斷標準。他的 “法與教都是政之大經”“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避仇有科” 等法律思想，以及 “六主”“六臣” 論的政治思想，為當時的社會治理提供了理論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