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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商品經濟論”，其理由是“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計劃經濟”。

1981年4月，*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印發了一份《當前關於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幾種觀點》的材料，它把國內的經濟學家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堅持計劃經濟的；第二類是不那麼堅定地贊成計劃經濟的；第三類是不太堅定地贊成商品經濟的；第四類是主張商品經濟的。其中，鄧力群等列名第一類，薛暮橋、林子力等被劃為第四類。

在為預定於1982年9月召開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起草政治報告的過程中，“計劃派”力量佔了絕對的上風。起草小組成員王忍之、袁木等人在一封信中說：“在我國，儘管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是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為商品經濟。如果做這樣的概括，那就會把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之間共同佔有、聯合勞動關係，說成是商品等價物交換關係；就會認定支配我們經濟活動的，主要是價值規律，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發展規律。這樣就勢必模糊有計劃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界限，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起草小組負責人胡喬木將這封信作為定論，批發給宣傳口所屬各單位。

為“商品經濟”翻案（3）

與之相呼應，媒體上也刊發了大量類似觀點的文章，*中央的紅旗出版社還編成《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文集（第一輯）》，編者在前言中寫道：“實行指令性計劃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基本標誌，是我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在組織和管理上的重要體現。完全取消指令性計劃……取消國家對骨幹企業的直接指揮……就無法避免社會經濟生活的紊亂，就不能保證我們的整個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在這一派學者看來，薛暮橋的提法是“把落腳點放在商品經濟上，計劃經濟被抽掉了”。一些更極端的人進而反對“宏觀經濟由計劃調節，微觀經濟由市場調節”的主張，認為“這樣一來，宏觀就很可能被架空，成為‘樑上君子’，結果就會削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在這種形勢下，中科院副院長劉國光因為在“十二大”開幕前夕撰文支援要著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主張，而受到了上級領導的嚴厲批評，多次檢討才得以過關。在最終形成的“十二大”報告中，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表述為—“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報告認為：“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允許對於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來調節，也就是說，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由國家統一計劃，劃出一定的範圍，由價值規律自發地起調節作用。這一部分是有計劃生產和流通的補充，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日後，吳敬璉認為，這無疑是一個倒退。

“十二大”以後，薛暮橋不得不在他主持的一次關於體制改革理論的座談會上作了違心的檢討，他在自己的*中記錄了當時的痛苦心情：“感到相當為難……這次討論要由我來做動員報告，我必須表態，是贊成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呢？還是贊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一方面，我在思想上傾向前一種提法，另一方面我有義務在公開場合遵守中央檔案有關規定。”

此刻，擺在吳敬璉面前的這份文稿，便是改革派試圖推翻1982年的“定論”，為商品經濟“翻案”放出的一個試探氣球。

馬洪等人敢於在此時“探險”，也與當時的宏觀氛圍分不開。從1984年開始，中國經濟從整頓中走向復甦。在元旦過後不久，近年來除了出國一直坐鎮北京的*突然決定到南方看看，這是他一生中兩次著名的南方視察的第一次。當時，中國就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