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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個下午，秋天寂寥的枝葉在微風中輕輕自語，我又走到了南郊的山上。在灌木叢中，我不由自主地尋找著撰寫《古船》時住過的那間破敗小屋──我希望它還存在。是的，它還在那兒。只不過在這個喧譁而空洞的秋天，它看上去顯得比往日更小、更破舊也更寒冷。

我在它的面前久久站立。後來我從窗縫往裡探望。裡面黑洞洞，什麼也看不見。顯然它完全被廢棄，變為了山中的一個多餘。只有我心裡知道它曾使我得以安寧，曾極大地幫助了我。秋葉紛紛落下，落在我的頭上、肩上。從這兒往前，再繼續走，就可以出山。我記得那也是一個深秋，我鎖上這間小屋，一直走到了東部半島。當時《古船》單行本剛剛出版不久。

記得《古船》發表的當月，在濟南南郊賓館由幾家報刊的文學單位聯合召開了討論會。在那個會上，我不像後來那麼冷靜。我說得比較多，反駁時比較動情。那次發言根據錄音整理出來，但未在刊物上發表，只收入了一個文論單行本，後來《古船》再版時又收作附錄。

北京的《古船》討論會發言比濟南的簡短，但也比如今見到的記錄整理稿長得多。這篇短短的記錄稿後來不止一次被報刊引用。

“關於《古船》答記者問”是比較晚的了。它是一個雜誌發表《時代風雲與古船沉浮》時，記者的一次專門採訪。這份雜誌差不多拿出了一個專號的版面刊出了一部長長的文稿，並配有多幅照片，主要是在大學內發行。因為時間過去了許久，很多問題也就可以暢談了，所以我在那次採訪時較少顧忌和迴避。

繁體字版的後記寫得短小，因為它離國內單行本的出版時間太近，許多當時應說的話已說完。那篇小文中，我寫出了自己對一些陌生讀者的期望──當時我完全沒有信心也沒有把握，不太相信一些與我們大陸有完全不同經歷和心情的海外讀者，會受到此書的感動。

結果令人欣慰，他們同樣地感動。兩三年內，海外就出了不同的版本，並多次再版和連載。可見我們有差不多的血脈在連結。

我在“文學周”期間與山東大學和山東師範大學的對話錄，發表時間與《古船》的出版間隔了七八年；而且《古船》在山東方面的首發式，也在濟南的大學區舉行。從時間的延續中、我的文字的變化中，正可互為印證和說明。

我自認為創作是自然和必然的延長，我並無質的改變，更沒有隨著世俗的要求而背離什麼。昨天是今天的根據，今天也會是昨天的證明。

敘事性作品與“言論”的關係，絕不像有人認為的那麼對立和不同。它們僅有的一點不同只是形式上的。它們血源既同，其餘即可不計。

我相信魯迅先生的話：從血管裡流出來的都是血。

我們要求自己、也要求別人像流血般地寫作，這是過分的苛求嗎？

是苛求，也是一種基本的要求。

我不認為作家應該或必須是一位“小說家”──這個近乎常識的理解在今天卻被越來越多的文學人士混淆了。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將作家“等同於”小說家。這種混淆是非常不幸的。

“小說家”可以用通俗的、敘事的形式來傳遞心靈的那一份愛，來播撒心靈的聲音；也可以僅僅講一些合口入耳的故事。

而作家就不同了。人們有理由要求作家綜合出更多、更新的東西。所以作家是人類的發聲器官，他發聲，他才有美，有真，有力量，有不絕的繼承。

他們善意地要求我好好作一個“小說家”，是我所不能聽從的。我這兒，永遠也不會將敘事作品看得一定高於其它形式的作品。因為我只尊崇人的勞動、人的靈魂。

對於一個人而言，文學絕不僅僅是被藝術化了的文字組合。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真正的作家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