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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而且在排行榜裡，應該在前幾名，甚至可以說是最棒的。這樣的評價，不算過分。如果按作品數量論，冠軍是清代的乾隆，他一生寫了四萬首詩，差不多接近《全唐詩》的總和，但很遺憾，沒有一句能留傳下來。

曹孟德的詩，寫得有氣概、有聲勢，千古傳唱，弦誦不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直到今天，還掛在人們口邊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也是上了點年紀的人用來自勉的座右銘。毛主席在北戴河賦的那首詞裡，“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就充滿了對這位大手筆的讚賞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園春？雪》的詞裡，點了歷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獨將曹操例外，可見在文學史上，這位後來被《三國演義》給歪曲了曹操，有著不可抹煞的地位。

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于手裡贖回來，就因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動了。這絕對是詩人的浪漫行徑，別的領袖人物未必有這等胸懷，更不可能有這等雅興。蔡文姬回來中原，曹操讓她做一件事，就是將她記得下來的她父親蔡邕已被戰亂毀滅的圖書文字整理出來，不致湮沒，這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行為。對照十年浩劫期間，珍貴書籍化成紙漿，再生產成擦屁股的衛生紙；稀世文物被砸被毀，從此成為絕響。曹操的舉動，要比那些反文化的紅衛兵，無文化的造反派，不知高明多少倍。

曹操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瓚、袁紹、袁術以後，公元一九六年的許都，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樹。加之他手中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徠作用。“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延攬了一批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當時，到許都去獻詩作賦，吟文賣字，便是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標。

於是，便出現了文學史上稱之為“建安文學”的局面。沒有曹氏父子，也就沒有建安文學。如果當時要成立作家協會，我想我會投曹操一票，他是當仁不讓的協會主席。

此其時也，許都的文學氣氛達到了高潮。《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對活動著許多文人墨客的這個中心，有過這樣一段評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孔融，王粲，陳琳，劉楨，徐幹，阮瑀，應���痛有倥�昊氐牟嚏��嬋晌郊眉靡惶茫�浩洳嘔�Ａ踣木嗬胝飧鍪貝�劑礁鍪蘭停�蔥湊舛撾奶呈⑹攏�Ω檬潛冉獻既罰�傷閌僑ㄍ�緣拿櫳礎�

所以，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統一中原後的休養生息政策，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呂布、劉關張沒完沒了地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地鬥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文心雕龍》說到建安文學的特點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變，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應氏詩》，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蔡琰的《悲憤詩》，以及《孔雀東南飛》等具有強烈現實色彩的詩篇，便成了建安文學的主流，也就是文學史所說的“建安風骨”了。

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這番繁榮景象，不免為他老爹的氣派自負：“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