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2/4 頁)

戊戌敗後，力主“新民”，但同時出現反政治的傾向。在他看來：“彼帝制也，共和也，單一也，聯邦也，獨裁也，多決也，此各種政制任舉其一，皆嘗有國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國則此數年之中，此各種政治已一一嘗試而無所遺，曷為善治終不可得睹？　”這話說得有意思，各種制度都嘗試了，卻無望於“善治”，果如此，我要問得是，把這麼多種型別的政制僅用幾年就走馬燈一般過了一遍，水過地皮都談不上，你怎麼可以指望“善治”？“共和”、“聯邦”、“多決”（即民主），哪一種政制移植他壤不需要一個適應與生長的時間，我們給它這個時間了嗎？甚至我們給它（比如“聯邦”）機會了嗎？中國人性子最慢又最急，忍受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國勢甚虛，卻企圖西方制度速效救心，立竿見影。七年之病，容不得三年的蓄艾，這正是上面胡適批評的“最沒耐心”。於是，最後只剩下一條路：革命。魯迅雲：“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

。。

二十八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2）

不過，當梁啟超在政治之外試圖“治本”時，倒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教育”。他在歷數了現代政治的七個“必要之條件”後，曰：“具此條件，始可以語於政治之改良也已。吾中國今日具耶？否耶？未具而欲期其漸具，則舍社會教育外，更有何塗可致者？”這個“社會教育”，在梁的眼裡，就是孟子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雖曰遼遠，將安所避？”至於有人說：“今之政象，岌岌不可終日，豈能待此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計？恐端緒未就，而國之亂且亡已見矣。”梁的回答是：“雖國亡後，而社會教育猶不可以已。亡而存之，舍此無道也。”（同上）

由此可見，胡適信中的“樹人”出乎是，回國後立志“從事於社會教育”出乎是，孟子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亦出乎是。當時胡適大段抄錄梁的文章，說“其言甚與吾意相合”，事實上更多是胡適在受梁的影響。年輕的胡適之，除了身在北美，自然接受歐美觀念外，國人思想中能與胡適影響最巨者，只能是梁任公。梁之於胡，雖非塾師，但為私淑。

二十九　“理想”的迷途（1）

在題名為《夢想與理想》的日記中——此日記記於1915年3月8日——思想尚未免疫的胡適再度因年輕的熱情而出現偏差。在中西文化比較的框架中，胡適先談夢想，認為天下多少事皆成於夢想，今日大患則在於無夢想之人。這種說法無可無不可，可以放下不論。往下，胡適筆鋒開始轉向理想，一開始就稱讚：“嘗謂歐人長處在敢於理想。其理想所凝集，往往託諸‘烏托邦’（Utopia）”，在胡適開列的名單中，有“柏拉圖之Republic＇《理想國》＇，倍根之New　Atlantis＇《新亞特蘭蒂斯》＇，穆爾（Thomas　More）之Utopia＇《烏托邦》＇，聖阿格斯丁（）之City　of　God＇《上帝城》＇，康德之Kingdom　of　Eeds＇《論萬物之終結》＇及其Eternal　Peace＇《太平論》＇，皆烏托邦也。”胡適對烏托邦的理解是“烏托邦者，理想中之至治之國，雖不能至，心向往焉。”

什麼是“至治之國”？至者，盡善盡美之謂也。這個世界上會有被治理得盡善盡美的國家嗎？抑或，這樣的國家可以成為我們的理想嗎？一個“烏托邦”——用漢語來講叫“烏有之鄉”——已經指謂其不可能。而把一個不可能的物件當作自己可欲的追求，是一樁岌岌乎危哉的事。更要命地是，這理想的追求，看起來是個人的事，但它的指涉卻遠超個人之外。

也許，我們可以贊同一個人的夢想，無論他怎麼異想天開，也無論它實現與否，這都是他個人的事。“理想”不然，它從來就不是個人的，而是廣之於眾的。正如胡適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