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頁)

建議提高到23％，增加10％。後一個建議被中央採納了。上海的幹部對那次調研非常感念。

吳敬璉自己也對那段時間的工作十分滿意。他在晚年的口述中說，原本以為，當一個經濟學家就是坐而論道，清談議政，離實際政策制定很遠，為商品經濟“翻案”和上海的調研讓他發現原來理論研究還可以為國家的重大決策起重要作用，一個政策建議居然能夠如此顯著地改變一個地區或一個行業的成長。

從上海回來以後，馬洪向吳敬璉提出了一個動議：調進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出任常務幹事。

吳敬璉對此非常意外，他回去想了幾天後回覆說，可以。

對於自己為什麼要離開心愛的理論研究工作，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吳敬璉在《我在改革的歲月裡》一文中坦率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人說，你為什麼要當政府經濟學家呀？我說這有什麼，也不是因為當了政府經濟學家你就道德低下了。那麼清高幹什麼呢？你不是要改變這個社會嗎？不是要為人民造福嗎？你在政府機構裡面，完全有條件做得更好。”①

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的辦公地點當時在中央決策的心臟地點—中南海。那是座工字形的小樓。吳敬璉到上班幾天以後，就被在同樓辦公的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薛暮橋發現，便和馬洪商議把吳敬璉轉調到經濟研究中心，擔任常務幹事。1985年，國務院決定把國務院的三個諮詢機構：經濟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價格研究中心合併成為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後改名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馬洪任總幹事，薛暮橋任名譽總幹事，吳敬璉也隨之進入了發展研究中心，繼續擔任常務幹事一職。

就這樣，在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工作了整整30年之後，吳敬璉“意外”地扮演起了另外一個角色—由純粹的書齋學者，一轉身成了“政策諮詢專家”，在他的面前突然展開了一條從未料想到的道路。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闖關”失敗（1）

後世的學者在研究中國改革史時，常常會一再地討論這樣一個話題：到底在1986年的夏秋之際發生了哪些變化，導致中央經濟政策的突然轉向？

“突然轉向”的中央政策有兩個：一是在2月底、3月初，突然改變了上一年9月召開的十二屆四中全會上決定的從緊宏觀政策，開始大規模放貸；二是在10月，突然放棄了8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和中央財經工作小組批准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轉而以企業改革為主線。①

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中，吳敬璉是這樣記錄的：“按照中國政府的原定計劃，1986年經濟工作的方針是繼續穩定經濟，以便迎接1987年開始的‘大步改革’，然而到了1986年年初，經濟增長出現下滑跡象，2月份還出現了GDP的零增長。這時，政府領導決定放鬆對銀行貸款的控制，結果從1986年第二季度開始，貨幣供應迅速擴張。”他在口述史中還回憶了一個細節：2月下旬，國務院召開了一次改革工作討論會，國務院負責人坐下以後就說，現在增長速度降下來了，預報好像要降到零，我看是你們把貸款抽得太緊了。在座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爭辯了幾句說，不是這個原因，根據我們的調查，是煤電油的供應和運輸跟不上導致的。負責人不高興了，說，煤電油總是緊張的，為什麼速度降到這麼低呢？我看就是你們頭寸控制太緊了。這時，劉鴻儒走出會議室，過了一會兒回來，他報告說，我已經和陳慕華行長打過電話了，我們馬上發電報，放鬆貸款控制。

薛暮橋在*裡是這樣回憶的：由於在1985年年底實施了信貸緊縮政策，到1986年第一季度，工業生產遇到困難，由於大量基建專案已經上馬，原材料、能源供應更趨緊張，同時信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