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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問題，人民大眾的態度和反應非常重要。在轟動一時的《從*到市場》一書中，他徹底修正了自己的改革模式和理論，一方面承認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但同時又對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相容和結合表示懷疑，從而轉向*社會主義。　。。

最後的孫冶方（4）

離開中國後的錫克也在不斷修正自己的理論。1989年，東歐爆發“天鵝絨革命”，錫克再一次投身於祖國的公共生活，他歸國擔任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民選總統哈維爾的經濟顧問，後來他又返回瑞士，繼續研究“當傳統的社會主義體制終結以後，改革的問題不復存在，什麼是最好的國家道路”。1991年，錫克出版《今天的社會主義：正在改變內涵的社會主義》一書，將社會主義與自由、*、人道主義聯絡起來探討。與布魯斯所選擇的一樣，錫克最終從市場社會主義走向了*社會主義。

吳敬璉在晚年的口述史中甚至還將孫冶方與同輩經濟學家薛暮橋進行了比較。他說：“孫冶方是一個傳統的共產黨員，其實，顧準、李慎之都是這樣的人，為國為民，毫無私念，為了真理，不怕任何的打擊，這點非常可貴。但是在理論上，孫冶方甚至沒有達到薛暮橋那樣的高度，暮橋到底是搞經濟理論出身的，從經濟學原理上來說，暮橋那種觀念更先進。”

儘管如此，吳敬璉仍然認為，孫冶方是新中國第一代經濟學家中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他追求真理、勇於自我批判的精神，光明磊落的高尚人格，足以讓後來者從中汲取到比學術更為偉大的力量。吳敬璉對女兒吳曉蓮說，我一生做過的最慚愧的事之一，就是在60年代初批判過孫冶方；而一生中最讓我感動的事之一，則是孫冶方出獄後對我不計前嫌，再次重用，甚至以後事相托。

顧準和孫冶方的行事和風骨，無疑大大地影響了吳敬璉的一生，讓他找到了可以追慕的方向。他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來表達對兩位師友的景仰。士風浩蕩，亦剛亦柔，道之所在，夢寐以求。在後來的很多年裡，吳敬璉言行一致，敢言敢為，不為名利所誘，對後輩學人多有提攜，這些風格自是顧孫遺風的衍及。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孫冶方的理論創新擱淺是一個象徵性事件，它意味著一代經濟學家試圖在計劃經濟體系內構建市場化環境的努力徹底失敗。不過它也帶來了一個“意外的遺產”，那就是，使得中國經濟較早地脫離了“市場社會主義”的路徑，走上一條體制外增長的道路。晚年的吳敬璉在《“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經濟改革》（2005年）一文中對此進行了敘述。

自7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然而成效一直不彰，儘管嘗試了多種方式，企業搞活的任務卻始終無法達成。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決策層改變了改革的“主戰場”，從城市國有經濟轉向農村的非國有經濟，這主要在三個方面展開：一是農村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二是對外開放，大量引進國際資本；三是在南方建立“特區”，實行改革開放的“地區推進”。正是這些體制外力量的成長讓中國經濟的格局煥然一新。

吳敬璉總結說，中國曾經按照“市場社會主義”的思路進行過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擴大它們在市場調節下的自主權的試驗與探索，但是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改變戰略以後，改革才進入了逐步前進的正軌。這一戰略在實質上是把重點放在創造使私有部分得以自下而上地成長起來的條件上，而不是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擴大上。這是中國經濟能夠順利發展起來的關鍵。在這樣一種戰略安排下，中國改革突破了蘇聯教條和對國有制的崇拜。

當然，這些即將發生的事實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