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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是，“如果早生200年，這個人完全可以當皇帝”。

顧準之死（6）

為了尋找大寨的歷史資料，吳敬璉設法從陳永貴直屬的《大寨紅旗》寫作組借到了過去的剪報資料。在閱讀過程中，掉出一張夾在其中的圖表，竟是1973和1974年大寨的收入分配清單，據上面記錄，這一年大寨收入中只有40％來自糧食，40％來自兩輛卡車的運輸獲利，還有20％來自其他副業。這一發現非常讓人吃驚，因為根據陳永貴等人的宣傳，大寨是從來只種糧食，而絕不跑運輸，也不搞工商業的，他們管這叫做“莊稼攪買賣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分配清單顯示的情況顯然與此不符。

特別令人吃驚的是，1976年春節以後，陳永貴的政治態度變得異常鮮明起來。在江青集團與*的鬥爭中，陳永貴旗幟鮮明地站到了江青一邊。為了公開表明這一新的政治態度，他在昔陽建立了一個《大寨三十年階級鬥爭史》編寫組，下令在半年的時間內將大寨發展的歷史重新寫一遍。從這本書的編寫提綱可以看到，它不但隻字不提陳永貴過去口口聲聲最愛戴的周恩來，還大肆吹捧江青和批判*的“右傾翻案風”。此外，還說“賈進才三讓賢”並無其事，賈承讓則被說成是“右傾保守分子”。①

1976年開春，學部哲學所又派來一個編寫組，寫一本叫做《大寨哲學》的宣傳讀物，編寫組裡的許多人，例如社會學家陸學藝是吳敬璉的老熟人。在向哲學所的人介紹自己的經驗時，吳敬璉說道，對大寨提出的一些口號要慎重對待，譬如“莊稼攪買賣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大寨自己就未必是按照這一口號乾的。他講述了那張分配清單上的情況。

這一下子，他捅了一個大大的馬蜂窩。當時的政治背景實在是非常兇險，這年的1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3月下旬至清明期間，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了群眾自發悼念周恩來的行動。民眾對極“左”路線的憤懣在這裡得到了極大的宣洩，一首匿名詩歌迅速風靡全國—“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詩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張春橋等人。這場群眾行動被定性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復出3年的*成“幕後主使”，再次被打倒。在那時，昔陽縣委擺出了堅決與“右傾翻案風”鬥爭到底的架勢，對“大寨紅旗”的懷疑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在“四五*”發生後，陳明珠在對昔陽的幾十個“寫作組”、“攝製組”成員訓話的會議上聲討說：“我們這裡也是不平靜的，階級鬥爭也很激烈，有人專門找大寨的毛病，攻擊大寨，他是哪個司令部派來的？”

在昔陽縣“擁護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決議”的群眾大會和民兵武裝*之後，《大寨政治經濟學》編寫組就被“禮送”出了昔陽。

從現有的材料看，吳敬璉是第一個公開懷疑大寨經驗的經濟學家。經歷了10多年的苦難磨鍊，從勞改隊中“死裡逃生”的他顯然有了別樣的勇氣，對大寨宣傳的大膽質疑，其實印證了他此前對東方專制主義的研究與拷問。

出了昔陽，回到北京，吳敬璉一身輕鬆。這時候的中國正處在劇變的前夜。7月6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逝世。9月9日，*中央主席毛澤東逝世。10月6日，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與葉劍英等軍隊老帥配合，對被稱為“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實行隔離審查。對這個“極左集團”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國曆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國家發展戰略出現重大轉折的標誌。

吳敬璉是在北京三里河的街上得悉“四人幫”被抓的訊息的。他當時正在騎腳踏車，迎面撞上經濟所的胡瑞梁，老胡一把將他抓住，對著他的耳朵，用抑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