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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元的，邏輯地包含著權威主義和專制主義。革命家們自以為掌握著真理，承擔著“建立天國”的重任，把“終極目的”當做當前最高目的，併為此而拒絕、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把一切中間環節和近期目標都當做手段，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競爭力的所謂“異端邪說”，肆意破壞日常生活，踐踏公民權利，實行專政。“斯大林是殘暴的，不過也許他並不是100％為了個*力，而是相信這是為了大眾福利、‘終極目的’而不得不如此辦”。誰掌握“終極目的”並無客觀標準，只能以權力大小來判斷，極易導向領袖迷信、個人崇拜，把一個具體的人塑造成領會歷史秘密、體現總體意志的神。由這樣的邏輯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終極目的”必然經過手段向目的轉化，它被構想出來是為了動員革命、引領群眾，但由於其本身具有的一元排他性，在運用的過程中它衍變為真正的目的，革命者走向偏執。

顧準之死（2）

在經歷了多年孤獨而痛苦的鑽研和思考後，顧準堅定地寫下了這段文字：“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

日後的研究者們認為，就是在這種充滿了辯證、理性的冷峻思考中，顧準終結了所謂的“終極目的”，從而解放出三個原則。首先是科學精神，主旨是承認人對於自然、人類社會的認識無止境，“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其次，科學精神是多元論的另一種說法，否定了絕對真理，否認有什麼“第一因”、“終極目的”，尊重各種思想都是歷史的一個階段，是人類認識的某一方面，從唯物論到唯心論，從經驗主義到理想主義，都對改變人類狀況有過貢獻，但都不是至高的、終極的，它們的命運取決於它們各自在相互交鋒和鬥爭中的結果。第三是政治*，哲學上的一元論對應與政治上的獨斷主義、權威主義；多元論對應於*和自由，它讓每個人都有表達意願的權利。“*是與不斷進步聯絡著的，而不是和某個目的相聯結的。”①

顧準的這些思考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無疑是一個重要事件，它不但是對正在進行中的“*”的現實性反思，更是對傳承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體制的終結性控訴，即便在多年之後，它仍然散發出逼人的光芒。歷史學家朱學勤因而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在1949年之後已經漸漸銷聲匿跡，並且名聲掃地。但顧準憑一己之力再次扛起了自由主義的旗幟，為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擠’出了一道門縫”。這位早年信奉共產主義革命的理想主義者在歷經劫波之後脫胎換骨，迴歸為一個理性、信奉漸進改革的經驗主義者，在一個接一個的昏暗難眠的夜晚，他將畢生的追求和坎坷鑄成了一個個帶血的文字。顧準不知道的是，幾乎就在他埋頭工作的同時，匈牙利的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János　Kornai）正在寫他批判蘇聯模式的鉅著《短缺經濟學》（1980年），而寫出過《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正因他捍衛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成為西方聲名最隆的經濟學家，在全球思想界，對僵硬的計劃經濟制度的改革已經拉開帷幕。

每隔一兩週吳敬璉與顧準見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與見聞，他們的小圈子也悄悄地在擴大，趙人偉、周叔蓮和張曙光等都加入了進來。吳敬璉對西方經濟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已拓進到中世紀和近代階段，古今對照，他越來越感覺到封建專制主義的頑固。他在口述史中說：“在息縣和明港，我們的討論還比較粗略，主要是關於希臘和羅馬制度，以及儒法之爭等等，那麼回到北京後就現實多了，我們發現，世界近現代社會主要有兩大思潮，一是英國式的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