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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楊炳榮變得格外緊張、恐懼，而這種持久的心理壓力最終導致他在“文革”高潮階段的1968年4月18日出走上海。

同年6月，楊炳榮在南京被收容，旋即被上海原單位領回，並可以想見的被猛烈批鬥。

1968年7月29日，楊尋機再次出走，在杭州城再次被收容。鑑於上次教訓，楊對收容方謊稱自己叫曾鳴皋，原籍江蘇南通，於是他被遣送到了江蘇南通，安置在如東縣洋口農場。

自此以後，楊炳榮的單位、家人全都失去了他的訊息更不知他的下落。

轉眼十一個春秋過去了。在長久的等待中，楊炳榮的家人經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絕望，楊炳榮的單位也在1979年2月按照非正常死亡發給楊家屬喪葬費、撫卹金以及一次性補助費共1900元，楊的兒子由農村頂替楊炳榮進廠。

一切似乎都已結束。

唯有楊炳榮沒有放棄。我們可以設想他在上海之外二百公里之處懷著怎樣的一種思念心情，還能設想他怎樣渴望著回到上海，回到家中與親人團聚。

又是幾個春秋由指縫悄然流逝。當中國大地解凍的資訊蜿蜒曲折地傳遞到江蘇如東，楊炳榮一定被深深地觸動，在度過我們不知的多少個不眠之夜以後，懷著驚恐不安的心情，他於1982年9月下旬回到上海的家中。

那一刻距離他的出走已有整整一十七年。那一刻，絕對富有戲劇色彩也絕對充滿悲劇感覺。

呼吸在這一瞬間可以想像的停止，時間在這一片刻也可以想像的凝固，唯有痛楚、驚訝、不可思議以音樂的方式綿綿不絕地一路而去，還有著的便是心跳，地球一般地一路沉重地博動。

一個“死亡”了的上海男人，在十七年之後越過生死界線而重回人間，這種情狀對今天的“哈日”、“哈韓”以及“哈法族”沒有任何意義，但有必要說明，正是這個“死後重生”的人，在肉體和精神這雙重意義上，再生了今天所有的“哈日”、“哈韓”和“哈法族”。

死亡的楊柄榮重新復活（2）

在“中美建交”、“楊炳榮死後復生”這些過於凝重的事件之後，時代進入1980至1984這五年之間的文化界域。

比空氣還要透明的讓·雅克（1）

文化復興這時已成一片汪洋大潮。

繼《傷痕》、《於無聲處》之後，中國文學開始了她悲壯而又悲情的井噴，這種“井噴”的力度稍後便導致了中國文學的“歌德派”與“缺德派”的直接交火。

1979年年末，《青年一代》在上海創刊。

對擁擠在文學小道的上海青年來說，這本雜誌也許沒有多少意義；但對於上海數以萬計、十萬計乃至百萬計的普通青年來說，它不蒂是聖經的誕生。正是透過《青年一代》，上海的普通青年獲取了他們渴望的人生知識、基本美學。當《青年一代》開闢了它的《道德法庭》之後，上海的男女青年在這個“法庭”上更將面對他們在兩性問題上的全部困惑，也將在這個“法庭”上表明自己的兩性立場：是做一個傳統社會的情感良民？還是做一個傳統社會的慾望反叛者？

緊隨著《青年一代》之後出版的是《文化與生活》。這或許是上海第一本有關時尚的雜誌，在它出版的最初日子裡，它的叫座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出版就被搶光。

《文匯月刊》的出版也對上海有著深刻影響。

如果說《青年一代》、《文化與生活》收容的是中國上海進步青年和前衛青年，那麼，《文匯月刊》收容的則是中國上海的文學青年，當然，它更在意中國大陸一流的報告文學作家。我們很快就讀到了###、麥天朔之流的作品，他們在仕途上的壯麗抱負現在被充分地發洩在了所謂的報告文學上，以長歌當哭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