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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矣。十年前曾讀其《湘綺樓箋啟》”，這是胡適1917年3月17日的日記，題目是《論“去無道而就有道”》。王壬秋即王輳г耍��先耍�1833年生，1916年卒，是中國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經學大師，一生著述甚多，他的書信曾輯為《湘綺樓箋啟》。還是在國內時胡適就接觸過它，給他印象很深的是這樣一句話：

“彼入京師而不能滅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　（下同）這是王輳г爍�涓咀擁男牛��首⒚髡獠皇竊�埃��羌且渲械摹按籩肌薄Ｕ庋�徊鬩饉跡��駛匾淶潰骸捌涫倍林�醴擼�暈�死喜恢����俗魑蕹苡鍶鞝恕！輩⒉恢�勞蹶＇運書信的上下文，胡適也沒有交代。但根據句意，似在說八國聯軍之事。如是，把列強的瓜分，視為“去無道而就有道”，放在當時，直可謂驚世駭俗。年輕的胡適以樸素的愛國感情，視其為“無恥”當不奇怪。

然，赴美數載，“吾之思想亦已變更”。此刻的胡適，對那種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國家主義基本上持批判態度。他認為這種國家主義的唯一根據就是“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而晚清的排滿所以成功，也正在於兩百多年的歷史證明滿人不能統治漢族。至於去掉滿人統治，代之以袁世凱，“未為彼善於此”，所以，袁世凱排滿後，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也就不斷起來。

說到這裡，胡適一下子把話拉到身邊。剛才是在滿清和袁世凱中選擇，這已成為歷史。現在呢，“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令人擇之”，胡適剛提出問題，就立即回答“則人必擇威爾遜。”這裡，與其是胡適代國人選擇，毋寧是他藉此表達自己的意見。在他看來“其以威爾遜為異族而擇袁世凱者，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無道而就有道’之意”。說完這段話，胡適表示“吾嘗冤枉王壬秋。今此老已死，故記此則以自贖”。

可以看到的是，胡適走出了原來的胡適，他完成了一個“愛國者”到“世界公民”的轉變。

胡適的愛國向來是理性的，從以前的“愛國癲”中我們已經領略。他一貫反對那種非理性的愛國情緒。還是在半年前，關注中國和日本“二十一條”的紛爭，“東方訊息不佳。昨夜偶一籌思，幾不能睡。夢中亦彷彿在看報找東方訊息也”。此一細節足徵愛國之情，然而，夢中醒來，他依然清醒地表示：“我自命為‘世界公民’，不持狹義的國家主義，尤不屑為感情的‘愛國者’……。”　此處“狹義的國家主義”即狹義的民族主義。胡適反對民族主義，故他和袁世凱同族，後者卻不是他的選擇物件。胡適是世界公民，故威爾遜與他異族，他卻選擇了威爾遜。當年，王輳г說乃搗ㄊ購�適遊�蕹埽�墒牽��實難≡瘢�詞乖誚裉歟�峙亂埠苣巡槐荒承┤絲闖墒鍬艄��

“去無道而就有道”是一句古話，胡適把它坐實在棄袁擇威上。不是說威爾遜比袁世凱好，在這裡，他們不是他們個人，而是一種符號，各自不同的符號。在符號的意義上，袁世凱代表的是皇權專制，威爾遜呢，胡適特意引他連任總統時所作的講演：“政府之權力生於被治者之承認”，顯然，這是民主制。因此，無道和有道，乃以制度而論。威爾遜的話，胡適宣之為“共和政治”，並認為這種政治“亦可為民族主義之前提”。

由此可見，胡適對於總統的選擇，不是基於“民族”而是基於“制度”，或曰，在“民主”與“民族”的排序中，民主優先，民主比民族更重要。這裡，胡適已經涉及兩種愛國主義，一為“民族的愛國主義”，另一為“民主的愛國主義”。出於“世界公民”的價值觀，胡適已然突破原始氏族以來以血定取捨的種族閾限，把“民族的愛國”昇華到“民主的愛國”。

概而言，民族的愛國，是血的愛國；民主的愛國，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