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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這裡講了晚清時代一些新學問的開端，但是沒有著重講新材料的發現。王國維補充了梁啟超的話。他說：

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見之賜。有孔子壁中書之發見，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學家之學。有趙宋時古器之出土，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唯晉時汲冢竹書出土後，因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顯著。然如杜預之注《左傳》，郭璞之注《山海經》，皆曾引用其說，而《竹書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蹟，至今遂成為中國文學上之重大問題。然則中國書本上之學問，有賴於地底之發見者，固不自今日始也。王國維講，方壯猷記注：《近三十年中國學問上之新發見》，載《女師大學術季刊》第1卷第4期附錄一。

靜安先生對新材料之發見能推動新學問之誕生，從中國學術史上加以闡述，令人信服。他把“新發見”歸納為五類：一，殷墟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王靜安先生的總結完全是實事求是的，是非常正確的。

寅恪先生也發表了類似的意見：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頁。

他借用了佛教現成的術語，生動地、形象地提出了“預流”問題。我個人認為，不能再有比這更恰當的表述方法了。根據這個標準，歷代許多大學者都有一個預流的問題。不預流，就無法逃脫因循守舊、故步自封的窘境，學術就會陳陳相因，毫無生氣，也絕不可能進步。徵之中外學術史，莫不皆然。王靜安先生是得到了預流果的。中國近代許多著名的學者，也都是得到了預流果的。中國近代學術之所以彪炳輝煌，遠邁前古，其根源就在這裡。

而在眾多的獲得預流果的學者中，寅恪先生毫無疑問是獨領*的。他的成就之所以超絕人寰，關鍵就在這裡。王靜安先生列舉的五類新發見，寅恪先生都有所涉獵。但是，人們都知道，他做學問最為慎重。他深知博與約的辯證關係。他決不炫學賣弄，譁眾取寵。研究任何問題，都有竭澤而漁的氣概，必須儘可能地掌握全部資料，才從中抽繹出理論性的結論來。他之所以自稱為“不古不今之學”，正是他這種精神的表現。他自謙不通的學問，按之實際，也比一些誇誇其談者高明不知多少倍。從他一生治學的道路來看，他是由博返約的。中晚年以後，治學比較集中。他非常尊重靜安先生，“風義平生師友間”的詩句可以為證。但是他對王先生的經常改換題目，也還是有看法的。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2）

他自己在靜安先生列舉的五類中，根據由博返約的精神，最後集中在敦煌寫經和外族文字上；在歷史研究方面，最後集中到隋唐史和明清之際的社會史上。生平學術創穫也多在這幾個方面。

總之，寅恪先生是預流的楷模。連中印文化關係史方面許多創穫，也與此有關。他永不滿足於已有的結論，在他一生學術追求中，他總是站在“流”的前面。

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

對一個學者來說，治學方法是至關重要的，可惜在今天的學術界難得解人矣。我不認為，我們今天的學風是完美無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