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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噩夢的時候——這樣的時候非常少——夢見的主要是在集體農場度過的孩提時代。他幾乎沒有做過關於部隊或“六日戰爭”的很緊張的夢，關於那次任務的夢完全沒有。

儘管很多人都習慣了有關現代情報機構如克格勃、中情局，特別是“穆薩德”而建立起來的神話，但他們還是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即：為什麼會派這樣一位普通的年輕人去領導這樣一次特殊的行動？除此之外，對超級特工杜撰式的描述又加強了這種感覺——比如：詹姆士·邦德和斯密勒——他們有非常高的造詣，性格豐富多彩，已成為我們文化期待的一部分。在一個層面上，我們知道這個虛構的特工只是想象的產物，把馬基雅弗利的俗氣和亞瑟王的騎士精神結合在一起。在另一個層面上，如果我們遇到一個人聲稱自己是詹姆士·邦德，卻明顯達不到他那樣的成就，我們就覺得受了欺騙。

除非他是個變態。這是另外一種型別，我們也能接受。我們習慣那種高深莫測的冷麵殺手，也就是黑手黨式的職業殺手、暴徒。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野蠻的暴徒和非常老練動機高尚的高階特工也許都存在，但畢竟很少（尤其是後者）。儘管都是虛構的，都是神話，我還是相當系統地閱讀了當時的記錄。我認為，情報機構的大多數僱員——包括“穆薩德”，儘管是傳奇——都是非常普通的人。這一點常常被事實所證明，只要秘密行動一曝光，就可看出來了——無論是利勒哈默爾還是1950年那次著名的“蘇珊娜行動”都是普通人。在“蘇珊娜行動”中，以色列特工企圖破壞西方國家在埃及設立永久性軍事基地的企圖，並希望歸咎於埃及民族主義者。

鑑於此，“穆薩德”的一個著名的“復仇者”突擊隊的領導是一個趣味、見解、動機和成就都相當普通的人就不足為奇了。跟克格勃不一樣，“穆薩德”通常似乎連“謀殺”或“骯髒的把戲”都不會依靠犯有罪行的變態者去做。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因為他們需要控制和提供支援。把五個拿著瑞士銀行存摺的暴徒派去搜捕恐怖分子是非常不現實的。因為每次轉折的時候，他們都得制訂計劃，提供指導。與此同時，初露頭角的愛因斯坦也完不成這個活。傑出的人物通常選擇別的方式為社會做貢獻——或者如果他們選擇情報工作作為職業（這種情形很少）的話，他們就會以別的能力來為社會做貢獻。而開槍殺人的事只有留給普通人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他們必須忠誠勇敢的同時，還有一個選擇標準，即缺乏某些突出的品質，這一點和他們具備某些品質差不多同等重要。很顯然，對他們來說，想像力太豐富、盲目或者莽撞都是不可取的。想像力太豐富會多疑；太盲目會不穩定；太莽撞會粗心。一個反恐突擊隊要減少風險，似乎得找到兩個問題的答案：怎樣找到目標以及突襲後怎樣脫身。（第三個問題——怎樣突襲——通常是由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決定的。）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來自線人，這是一成不變的。第二個問題的答案——脫身——佔了整個難度的百分之九十，是最需要準備和組織才能的。

第二個問題的解決要歸功於這個現代都市社會時刻處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