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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因為他們都非常相信靈巧與力量。

也很可能是因為“爸爸”說話的方式。他的英語跟戴夫的希伯來語一樣，說得支離破碎。阿弗納對自己不能說法語感到抱歉，提議說德語，但老人拒絕了。

“不，先生，不，我說英語。為什麼不說英語？我正在練習英語。整個世界都會說英語，是不是？”

阿弗納心想，“爸爸”倒是毫不掩飾自己的煩惱。

但是，“爸爸”不喜歡英國人僅僅是表層原因，還有很多深層次的原因，但阿弗納從來沒有搞清楚——後來，阿弗納又拜訪過他一次——到底是什麼原因。“爸爸”似乎不討厭作為個體的人，但政客也許要除外。無論什麼時候，只要話題一轉到特定的人，“爸爸”就會讚許地點點頭，說：“我認識，他人很好。”但談到群體或政府時，算了吧。在“爸爸”看來，他們都是屎。

他把阿弗納介紹給他的妻子。她大概是路易斯的母親。但阿弗納看不出來他們兩個人之間有什麼感情。雖然她實際上要比“爸爸”小几歲，但她看起來要比“爸爸”老。她一聲不吭地進進出出，給他們上點心。她從不參加他們的談話，也從不跟他們坐在一起。跟阿弗納和“爸爸”待在房間裡的人，除了路易斯之外，還有一個上了年紀的伯父。他言語很少，而且只說法語。不過，阿弗納很快就發現了他的驚人之處。很顯然，“爸爸”和路易斯是把他當作活電腦來使用的。無論什麼時候問他，他都能面無表情、語調單調地把那些日期和數字說出來。阿弗納決定試試他，就問路易斯自己還欠那個希臘人多少錢。那個希臘人替他幹過監視別人的活。路易斯轉向伯父，把這個問題翻譯成法語。

那位老人毫不猶豫地說出了阿弗納心裡的那個數字。

這當然是一種比做記錄更為穩妥的辦法。阿弗納對他的印象很深刻。不過，他也想，要是這位年逾古稀的伯父過世之後，“集團”該怎麼辦。

在整個談話過程中，“爸爸”只直截了當地問了他一個問題。

“你是在給以色列幹活，對不對？”

阿弗納把曾經對路易斯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他說他們是在收集恐怖分子的情報。“我以前給‘穆薩德’幹活，”他補充道。“但現在不幹了。”嚴格說來，這是事實。“我的夥伴們和我現在給美國的一傢俬人猶太組織幹活。”

這是一句謊話，但不是沒有道理，它正好與“爸爸”的世界觀一致。據阿弗納推測，這位法國老人的觀點似乎是這樣，即所有的國際破壞活動或情報收集活動的背後都存在著個人利益。只有上帝知道為什麼“爸爸”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一點與他們在魁北克出生的組織者凱瑟非常相似——但這也許是個以己之腹度他人之心的問題。

阿弗納對此不敢苟同。毫無疑問，確實有一些獨裁者、石油酋長、富有的新納粹分子或者古怪的浪漫革命的花花公子，到處給恐怖集團或恐怖活動提供資金，組建恐怖集團，組織恐怖活動。義大利那個有錢的出版商詹賈科莫·菲爾特里內利就是一個例子。一年前，即1972年春天，他穿著一件卡斯特羅式的夾克衫，企圖破壞米蘭附近的一些工業設施，結果把自己炸死了。但阿弗納說，在國際恐怖活動或反恐怖活動中，這些人都只佔很小一部分，跟偶爾出現的獨自去暗殺國家領導人的狂人一樣少。也許這裡或那裡有一些學生革命者或民族主義者自發的組織，但他們沒有任何支援。在阿弗納看來，那些較大的組織都是由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資助的。即使像菲爾特里內利這樣的人，最終都是由他們資助的。要麼資助金錢，要麼給他們提供培訓、證件或武器。

但這顯然不是“爸爸”的觀點。阿弗納感到好奇的是，作為一個瞭解民間疾苦的法國人，一個對歐洲間諜活動的基本特徵如此瞭解的人，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