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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政權，旺盛是需要水滴石穿的努力，衰敗卻常常是轉瞬間的事。特別是他搞掉張居正後的數十年間，瘋狂搜刮，拼命聚斂，以致民亂迭起，蔓延全國，成不可收拾之勢。

明亡禍根，緣起多端，但總結起來，無非，一、內亂，二、外患。這一切，都始自於朱翊鈞這個無賴。歷史是無法假設的，若以上表所顯示的國家財政收入進展態勢，如果張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萬曆的感情用事而廢，不因繼其任者避事趨時而停頓；蕭規曹從，堅持改革，明王朝的氣數，不至於那麼快就完蛋的。

因為中國為農業大國，農業為國之命脈，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農業的生產週期短，以年計，只要有休養生息，恤民安農的政策，有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年景，用不了數年工夫，國家就會富足起來。更可貴的，是中國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漢民族綿亙五千年的最大支撐力。哪怕命懸一絲，稍有紓解，立能生聚出復興的活力。也只不過經張居正十年努力，太倉存帑積至四百萬兩，國庫之充盈，國力之雄厚，為明歷朝之最。《明史》說：“神宗沖齡踐祚，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這當然是張居正的改革奇蹟，也是中國人一旦有了正確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煥發的結果。

據陳登原《國史舊聞》，載林潞（此人約與方苞同時）的（江陵救時之相論）竭力讚許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輔，戶口阨塞，山川形勢，人民強弱，一一條列，一旦柄國，輔十齡天子，措意邊防，綢繆牖戶。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歿，蓋猶享其餘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從太倉銀庫歲入銀兩統計，也確實證實，即使在其死後，張居正的改革，還讓朱翊鈞當了多年太平天子。

*張居正生前*太倉存銀數

萬曆元年（1573）2，819，153

萬曆五年（1577）4，359，400

萬曆六年（1578）2，559，800

萬曆八年（1580）2，845，483

萬曆九年（1581）3，704，281

*張居正死後*太倉存銀數

萬曆十一年（1583）3，720，000

萬曆十三年（1585）3，700，000

萬曆十四年（1586）3，890，000

萬曆十八年（1590）3，270，000

萬曆二十年（1592）4，512，000

（據樊樹志《萬曆傳》）

朱翊鈞統治的48年間，張居正輔佐的前10年，有聲有色。此後的38年，這位皇帝漸漸與其祖父嘉靖一樣頹唐庸惰，無所作為，“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每況愈下，直到不可救藥。（據《明史》）

神宗以後，敗亡加劇，光宗在位一年，色癆而亡，熹宗在位七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十七年，換五十相，明末的這些不成材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萬曆死後第25年，大明王朝也就國將不國了。他的孫子朱由檢，被努爾哈赤的後代逼到景山頂上，那棵在“文革”期間鋸斷的歪脖樹，見證了朱明王朝的終結。

所以，《明史》對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結論：“明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其實，明代的亡國之兆，張居正一死，就出現了。

張居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政治強人，因為事實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個，以君臨天下的態勢，沒有同志，沒有智囊，沒有襄助，沒有可依賴的班子，沒有可使用的人馬，甚至沒有一個得心應手的秘書，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個中國搗騰一個夠，實現了他所釐定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