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兵權(第1/3 頁)

朱由校，今朝之君，或可位列大明史上，除太祖、成祖外，初登大寶即掌乾坤之強者。

後宮寂寥，無後無母儀，獨鄭貴妃孤立，朝野側目。

前朝景象，異於嘉靖之時。

楊廷和因擁戴之功，聚文臣之眾，與嘉靖之志相左，雖終遭嘉靖清算，然時已蹉跎。

萬曆遺下的帝國，雖滿目瘡痍，朝堂卻較為清明。

光宗之胡亂拔擢，經朱由校數度整頓，留下者皆能納諫之賢。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帝之愛才務實，悄然間，外廷風氣為之一變。

未及兩日，賦稅考成之法已呈御案之上。

韓爌、周應秋、李汝華、張問達四人侍立，目睹聖上審閱奏章。

韓爌輕聲諫言：“陛下，考成法再行，臣等皆贊同，唯慮刑罰過重。”

帝笑曰：“重乎？朕以為猶輕。”言罷，揮毫蓋印，交付劉時敏。

“大明現狀，爾等心知肚明。不重典治吏，朕恐重蹈煤山覆轍。”

此言一出，四座皆驚，無人敢應，恐觸黴頭。

“考成法即此施行，望卿等恪盡職守。”

朱由校轉對張問達道：“都察院需速立章程，明察秋毫，勿使御史、給事中越權行事。”

張問達領命而去，誓將整頓各道。

“李卿，京畿田畝、人口清查，戶部當仁不讓，州縣力行。

速辦理汝華領旨，與袁侍郎議定策略，擬丈量田畝，重編地契，再造魚鱗冊，以清疆界。

帝首肯其策，並囑都察院監之，以防貪腐橫行，欺壓百姓。

張問達再拜領命，眾臣退，京中因田畝清查之事再起波瀾，市井議論紛紛。

大明自古非守舊之地，其民善於變通，於祖制間遊刃有餘，尋覓革新之隙。

此刻，明智之士皆洞悉，大明已至非變不可之境。

皇恩浩蕩，實俸京官，諸黨不謀而合，共議清查田畝之要務，勢在必行。

《優免新例》一出，大明稅基受損，若不及時修補，百官俸祿恐難以為繼，內帑之銀，豈能年年外借？

至於觸動既得利益，引發民亂之憂，實屬多慮。大明士民，受儒學薰陶，道德高尚，尤以青年才俊，血氣方剛，勇於擔當。

增俸足祿，足以吸引眾多青年才俊歸心於皇權之下，誰願揹負貪腐之名，而棄朝廷之厚祿？

貪腐之徒，多為世故老練之輩。

隨著議政深入，加稅之議亦浮出水面，東林、齊楚浙等黨，非但外爭，內亦紛爭。

東林黨內，葉向高主張礦稅，而韓爌、張問達則力推田稅，各執一詞。

朱由校居南海子，日操兩衛，冷眼觀京城風雲。

黨爭喧囂，他卻不以為意，深知皇權強則黨爭息。

商鞅徙木立信，變法成功，得益於秦孝公之全力支援；而秦惠文王時，公子虔、公孫賈因犯禁受罰，更顯變法之決心。

反觀王安石變法，元佑、元豐兩黨相爭，從神宗至哲宗，黨爭不息，蘇軾等人屢遭貶謫，直至蔡京以“元佑黨籍碑”終結黨爭，然黨爭之禍，終未絕跡。

黨爭之下，文官節操日衰，北宋由范仲淹、富弼之高尚，漸至王安石、韓琦之時，僅餘及格之姿，及至新舊黨爭最烈，士大夫節操底線一再突破，宣和、靖康之際，更是令人唏噓。

大明亦未能免俗，君子不黨，小人黨而不群，皆因利字當頭。

朱由校深諳此道，親自下場，以雷霆手段平息黨爭，唯才是舉，不問出身黨派。

正如歷史所鑑，武則天兼用狄仁傑與來俊臣，嘉靖並重海瑞與嚴嵩，皆因用人之道在於才而非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