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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他加入紅衛兵的，看到天這個樣子，更加同情憐憫他了。於是，我力排眾議，又一次與其他班幹部展開爭論：　章遺世見著他祖父的時候還是在襁褓之中，十多歲就與他父親隔離開了，他到哪裡去接受他們的反動影響？既然黨的階級政策是“出身不能自己選擇，道路可以自己選擇，重在政治表現”，我們為什麼不重在表現呢？既然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我們又為什麼只注重成份呢？雖然最後只為他爭取到個“紅外圍”（紅衛兵外圍組織或稱準紅衛兵吧），但這對於他已無異於獲得了“大赦令”！他當時說過：“一個紅外圍，對別人可能是不屑一提的，可對於我，這簡直就是性命！”如今的青年聽了這話，一定會笑破肚皮，或者覺得我們那代人太可憐、太悲哀、太愚昧……可是，我要告訴他們，我們當時的情感是多麼的莊重、多麼的高貴、多麼的神聖！那是你們今天這代人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的一種感覺！

在那個大劫難的日子裡，雖然他沒有被“打入另冊”，但是他的的日子一直不好過。那年月的人，頭腦中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太緊，他的一舉一動都有人盯著。他積極，有人說是“別有用心”；他不積極，又有人說是消積對抗。他左不是，右也不是，實在太難做人了。他原本是個性極要強的人，在那境況下，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天，他憂悒對我說：“我現在無論怎麼做，總有人說不對。我也不曉得到底該怎麼辦好，我真是活受罪。唉，這個世界是紅色的，可我是黑不溜秋的，看來我與這個世界是沒法融合了。”

我說：“你別太在乎別人怎麼說了。只要問心無愧，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旦丁說過：‘走自己的路，讓人們說去吧！’”

他露出了開心的微笑說：“不誇張地說，你是我黑暗中的一盞明燈！”

我十分惶恐地說：“你這話毛病可大了！”

他堅持說：“我只是說我自己，並沒有說別人啊。”

我堅決說：“那也不對！”

他嘟囔說：“那麼我心裡這樣想別人管不著了吧？”

我說：“在靈魂深外爆發革命！”

“你是我的皮卡迪利的傘。”

“你說清楚點兒。”

他笑了。他多少日子都沒有笑過了。

一九六六年冬天，章遺世父親自殺了。他接到電報後，就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我以為他思想有顧慮，不敢請假，就登門找他，讓他去料理後事。

他瞪著血紅的眼睛說：“不！他是我的敵人！”

“你身上流淌著他的血！但是，我並不是指你的出身問題。”我把自己身上僅有的十元錢塞到章遺世手裡。

他的眼睛霎時被淚水矇住了。

我說：“哭吧，心裡難受就大哭一場。我與我父親決裂時候就這樣。”

他的眼淚像決堤的洪水，一瀉不可收拾了。

章遺世回到學校的時候，　我已經幫他辦理了助學金手續，又把自己積攢的糧票也送給了他（平時我吃不完的飯菜和飯票也常送給他），讓別的同學替換了他刻鋼板的工作（當時我們正在編印一本中央首長講話集，他的字寫得漂亮，這個任務就交給他了）。

他問：“為什麼？”

我說“你現在心情不好，萬一刻錯了，那個影響可大了，對大家都不好。”

他又流淚了，說：“你好像我的姐姐。今後我喊你姐姐。”

幾天後，有長征隊徒步上北京，我叫他跟著走了。我以為這樣比整天關在屋子裡刻鋼板、滾油墨、搞印刷要有意思一些。

一九六九年初，　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章遺世陷入了滅頂之災。

原來，在一九六七年三月，我受了沒過幾天就被誣為“二月逆流”思潮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