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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的133年間，這祖孫三代皇帝，幾乎是病態的，偏執狂的，不遺餘力地收拾文人，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其打擊鎮壓之殘忍，其株連牽扯之廣泛，其挖地三尺之徹底，其刑罰處置之嚴酷，是五千年來中國文化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

所謂的“盛世說”，所謂的“英主說”，對於這些倒在文字獄血泊裡的文人冤魂而言，絕對是百分之百的“馬屁說”，“扯淡說”。

朱姓皇帝出身於草根階層，他們大興文字獄，是由於農民天生的對於文化的恐懼，對於識文斷字之人的懼怕，所形成的一種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因而在掌握權力後，肆無忌憚地進行報復。那麼，來自關外異族的康雍乾等滿清皇帝，入主中原，一、極少數人統治著極大多數人，必然會有的危機感，不安全感；二、原系文明程度底下，文化水平落後的草莽遊牧民族，難免要產生的自卑感，矮半截感。兩者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弱勢心態，他們對於不信任，又不得不使用的漢族知識分子，大搞文字獄，是一種鞏固統治的政府行為。

朱元璋在位，大臣清早上朝，全家人都出得門來，與之生離死別，因為不曉得晚間還回不回得來？那個痞子皇帝，很不是東西，誰要碰到他的當過和尚，做過盜賊，以及泥腿子還未洗乾淨的敏感神經，馬上就會推下去斬首。因此，明朝的文字獄，感性成分要大些，偶發成分要大些，找碴兒尋不是的成分要大一些。但滿清皇帝對漢族知識分子，由於採取不放心，不放手，不放鬆的三不政策，實施戒懼之，猜疑之，排斥之，異己之的基本方針，一撥一撥興起的，時不時地用來收緊文人骨頭的文字獄案件，則完全是有步驟，有安排，定期實施的理性作為。

所以，清代文字獄，比之明代文字獄，更可怕。在中國歷史上，凡心裡發虛，老覺得屁股坐在火藥桶上，或者火山口上的統治者，都患有這種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意識形態恐懼症，惶惶然不可終日。我們從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滿清外史》中，一則關於弘曆的記載，就可以看到這位皇帝是如何藉助於最高權力，毫不客氣，毫無道理，以至語無倫次地呵斥當時領銜文壇的重磅人物。其實，這種威風不過掩飾其精神、心理上的虛弱而已。

（弘曆）“嘗叱協辦大學士紀昀曰：‘朕以汝文字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議國事？’夫協辦大學士，位亦尊矣，而曰‘倡優蓄之’，則其視群臣為草芥，摧殘士氣為何如者。尹會一視學江蘇，還奏雲：‘陛下幾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弘曆厲聲詰之曰：‘汝謂民間疾苦，試指明何人怨言。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豈能指出何人乎？尹會一於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謫戍遠邊。”

紀昀（1724—1805年），即紀曉嵐，河北獻縣人，一位於學無所不涉獵，無所不淹通的《四庫全書》總編輯。尹會一（1691—1748年），直隸博野人，一位精通程朱理學，文章道德悉為楷模的大家名吏。說來好笑，領袖儒林的堂堂大老，被乾隆這一頓吹鬍子瞪眼睛，差點嚇得尿了褲子，連忙磕頭掌嘴，認罪求饒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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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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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曉嵐以為自己是眾望所歸的扛鼎文人，尹會一以為自己是國家棟梁的當朝一品，覺得弘曆應該會對他們多麼優容，多麼禮讓，便不知天高地厚，直言無諱。在乾隆眼裡，這種給個梯子就上臉的狂妄，撇開滿漢之隔，異己之疑，主子和奴才的懸殊不論，憑藉文章華彩，學識鼎望，儒林名聲，士子仰慕的優勢，敢對朕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簡直就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不敬。

也許乾隆並不擁有他們滿肚子的學問，但擁有的絕對權力，卻能置這兩位頂尖文人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