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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告訴我它們和非洲文化到底有什麼關係？

——藝術史

這些問題都引自耶魯課堂。　大鬍子Shelly是耶魯哲學系的教授，　每年他都給一年級的本科生開一門課，　即我們第二個問題的出處——生活。　這是很熱門的課，　一個學期只有18個名額，　所以第一節課去的人總是比較多，　哪怕沒選上也希望能旁聽。　儘管嘴巴周圍的鬍子很茂盛，　但Shelly的發音非常清晰，　每個問題都擲地有聲：　“哲學不是麵包，　不能填飽肚子，　但能讓你知道為什麼要填飽肚子，　讓我們從‘為什麼’開始，　為什麼要上這門課？”　耶魯的課上有太多的為什麼，　探索問題；　探索有趣的問題，　是課堂裡師生共同的目標。

……

Shelly：　“如果人生的意義是嘗試不同的體驗，　那或許帶‘頭盔’　是個不錯的選擇。　可大多數人都會說兩個‘體驗’　的意義不同，　不同在哪裡？人生的意義又在哪裡？”

同學甲：　“不帶頭盔活著，　可以不斷地問為什麼。　一旦帶上頭盔，　就不需要這樣的理性思考了。　”

Sally：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我：　“是可以不斷詢問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

同學乙：　“蘇格拉底說，　沒有經過檢驗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檢驗的過程就是不斷置疑的過程。　”

同學丙：　“能發現問題，　用自己的思維和邏輯去尋找答案，　並在探索的路上發現更多問題，　這才是充滿生命力的人生體驗。　”

……

追問再追問，　這是學習哲學的方法，　也是成長的方法。　美國和中國的孩子在小的時候也許有過同樣的問題，　天為什麼是藍色？云為什麼是白色？樹為什麼是綠色？花為什麼五顏六色？但在逐漸探索世界的路上，　開始有了區別。　當我們在歷史課上背誦美國獨立戰爭發生在哪一年的時候，　二年級的美國孩子在小組研究殖民時期人們的日常生活史；　當我們在政治課上背誦中國外交原則的時候，　同齡的他們在想如果採訪中國外交部長，　該問什麼問題才能引起注意。　當我們從託福、　GRE中掙扎出來，　和他們坐在同一個課堂裡，　他們的活躍更加襯出我們的沉默。　身和心的　“獨立性”，　是美國文化裡非常強調的，　信奉個人主義的美國文化，　要求社會中每個人都要有獨立的個人意志和思想，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教育就承擔了這一偉大的責任，　獨立從思考問題開始。

耶魯的孩子不分春夏秋冬都穿夾趾拖鞋。　踢踏踢踏地進了教室，　踢踏踢踏地上臺發表演講，　踢踏踢踏地從院長手裡接過畢業證書。　上課的時候一轉頭，　很可能不經意間親吻某人的腳趾，　因為他們特愛把腳架在前面的椅背上，　據說這樣可以促進血液流向頭部，　有助於集中注意力思考問題，　確切地說是提出問題。

剛從國內來的學生很驚訝他們的放鬆，　上課沒個上課的樣子。　中國的課堂太“有樣子”　了，　威儀的老師唾沫四濺，　貌似專注的學生奮筆疾書。　到了美國，　老師可以盤腿坐在講臺上，　學生更是千姿百態。　而且噴口水的主體也換了，　這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　老師只是適時地引導、　控制節奏。　“你們有問題嗎”，　“我們有什麼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嗎”，　學生馬上開始坐立不安了。　舉手的，　不舉手的，　嘴巴先動起來，　而且不用起立，　在100人的教室，　學生蹺著腳，　坐著發表意見，　僅靠“前肢”　舞動來增加陳述的效果。　不管自己的觀點是“磚”還是“玉”，　先丟擲來再說。

初來乍到的中國學生，　總覺得這種上課的節奏有壓力。　中國的大學課堂，　尤其是文科，　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