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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對於周作人這位“教訓者”來說,還需要有正面的說法以為倚靠。他發表了《藹理斯的話》448,從藹氏所著《性的心理研究》第六卷跋文中抄錄兩節話:“有些人將以為我的意見為太保守,有些人以為太偏激。世上總常有人很熱心的想攀住過去,也常有人熱心的想攫得他們所想象的未來。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間,能同情於他們,卻知道我們是永遠在於過渡時代。在無論何時,現在只是一個交點,為過去與未來相遇之處,我們對於二者都不能有什麼爭向。不能有世界而無傳統,亦不能有生命而無活動。正如赫拉克來多思(Herakleitos)在現代哲學的初期所說,我們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雖然如我們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斷的回流。沒有一刻無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沒有一刻不見日沒。最好是閒靜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亂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對於落日忘記感謝那曾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在道德的世界上,我們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順程即實現在我們身上。在一個短時間內,如我們願意,我們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們路程的周圍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競走——這在路克勒丟思(Lucretius)看來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徵——裡一樣,我們手裡持炬,沿著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從後面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的將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在他的手內,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裡去。”周作人說:“這兩節話我最喜歡,以為是一種很好的人生觀。”前一節是講自己的立場,後一節是講自己的職守,均以整個人類文明程序為背景,而不限於“當下”。這一程序是不斷延續,永無止境的;他在其中所扮演的只是傳承的角色,不具終極意義,無須固步自封。此種傳承且與“群眾的堅固的大多數”無關,故無所謂“教訓之無用”。此前無論標舉“人的文學”還是宣揚新村,均是當作“最終解決”的方案提出,現在他將這一前提視為虛妄,予以廢棄。 。 想看書來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3)
從上述立場出發,周作人在一九二四年初宣稱:“這一年裡我的唯一的長進,是知道自己之無所知。”449主要針對此前所從事的文學批評而言,因為他的文學觀已經隨著人生觀的改變而改變了。後來他說,此時所作《中國戲劇的三條路》、《國語文學談》及所譯藹理斯《論左拉》“與以前的論文便略有不同”,“即夢想家與傳道者的氣味漸漸地有點淡薄下去了”。他總結道:“一個人在某一時期大抵要成為理想派,對於文藝與人生抱著一種什麼主義。我以前是夢想過烏托邦的,對於新村有極大的憧憬,在文學上也就有些相當的主張。我至今還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覺得這種生活在滿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沒有多大的覺世的效力,人道主義的文學也正是如此,雖然滿足自己的趣味,這便已盡有意思,足為經營這些生活或藝術的理由。以前我所愛好的藝術與生活之某種相,現在我大抵仍是愛好,不過目的稍有轉移,以前我似乎多喜歡那邊所隱現的主義,現在所愛的乃是在那藝術與生活自身罷了。”450一九二五年伊始,他乾脆宣佈“文學小店”關門:“以前我還以為我有著‘自己的園地’,去年便覺得有點可疑,現在則明明白白的知道並沒有這一片園地了。……目下還是老實自認是一個素人,把‘文學家’的招牌收藏起來。”451周作人“多喜歡那邊所隱現的主義”的文學批評生涯,自《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起始,至《人的文學》達到高潮,又以“自己的園地”一組殿後,如今乃告一段落。將來他未必不復談論此類問題,不過宗旨不一樣了。
“現在所愛的乃是在那藝術與生活自身”,在周作人所寫的一系列文章中,將這層意思發揮到了極致。譬如《北京的茶食》452中說:“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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